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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权——《行政许可法》的主要功能

汤丽琴


2003年8月27日闭会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第7号主席令，颁布了这部法律，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应当说，《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必将推进我国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推进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个进程。
“法治”的基本意思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国家。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人民。因为由人民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体现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讲到，全体公民拿出自己的部分权力，交由一个民选的集团统一行使，并与其签订契约，如不能很好的服务公众，这个集团将承担违约的责任 ——被人民罢免。从中传达出强烈的“政权民授”的民主法治理念。人们之所以组织政府、制定法律、推行法治，最终目的与价值是为了确保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与剥夺。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和体现者，任何政府都有扩张的驱动内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日益背离了它产生的初衷，对它的服务本质发生了异化，而政府高度集权，职能无限扩张，必然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行使无度，强权的绝对自由最终会吞噬掉社会公众的主体自由，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红雷案、李桂芳案，今年的嘉禾、沈阳拆迁案无一不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带来的祸患。因此，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政府体现的应当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权力，其规模、职能、权力及其行使方式必须来自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政府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权力一旦逾越其法定疆域，将会得到及时有效地纠正，违法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也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实现行政法治是唯一途径。在这方面，《行政许可法》将发挥出巨大的功能。行政许可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问题是行政许可过多过滥，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规章，甚至通过一般规范性文件滥设许可，而且设定许可的事项不规范，有些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一个手段，通过许可乱收费，为本部门争权、为本地方谋利，也导致行政审批领域大量公权被利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说行政许可已经成为一个腐败源并不为过。同时，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总体看，原有的行政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障碍。据统计，国务院六十五个部门有行政许可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有行政许可项目3948项，涉及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三批清理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审批项目，现仍有2100多项。再以有特区速度之称的深圳为例，在深圳，一个高科技工业项目，一般要经过十三个部门审批，收取三十多项费用，盖五十多个公章，时间至少需要六个月，其中有五个部门要前后进行两次以上审批。政府的一些行为，严重限制了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的自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个人积极性、创造性地发挥。对此，《行政许可法》通过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制度和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制度加以严格规范，该法明确规定，只有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同时，该法还进一步规定，即使在上述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内，如果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也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是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市场机制优先、公民法人自主决定优先、自律机制优先原则等法制理念的确认。应当说，行政许可法的这些规定严格遵循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就难以靠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因此，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首先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凡是市场、社会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当干预，更不应设定行政许可来干预；凡是市场、社会自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才能介入，即使是必须通过设定许可解决的，也要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社会自律机制，在市场机制和社会自律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时，要及时废止行政许可。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许可的设定还应当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行政许可作为一项公权力，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因此，行政许可不能不适当的介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行使。实际上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即“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民的权利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前者包括人身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与财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后者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主要包括名称权、财产权，后者也主要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原则上说，对民事权利，法律一般不能加以限制，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只有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这些民事权利可能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害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加以扼制、补救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
在明确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基础上，行政许可法又进一步明确了另外一项重要制度，即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制度。行政许可法规定，今后，只有四类主体：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依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权限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部门，一律无权设定行政许可。与此相应，该法规定，只有五类规范性文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人民政府规章。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对于地方政府的许可设定权，该法加以严格限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只能因行政管理急需设定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时性行政许可。还规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这无疑有助于消除法制和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封锁，建设法制统一政府。
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行政许可的实施制度和监督与责任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关于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与设定权制度的规定，该法通过限制行政许可事项的范围，对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加以限制，以法定方式取消了政府过去实施的大量的不必要的规制，还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以自由，以釜底抽薪的方法，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转化。而对于许可设定权的严格规定，则以法律的形式从权源上对部门和地方的规制权加以限制，无论是取消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还是不允许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行政审批，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各部门自我授权，为本部门或本系统设定和扩大权力，从而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如前所述，法治原则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依据应是法律，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力恰恰相反，公民的权力是“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而政府的权力则是“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权力要服从于法律，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运作，决不能以权代法。从行政权行使的方式来说，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都是不合法的表现，要实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前提是法律有明确的规范和严格的监督与责任制度，即依法治权，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许可法》将发挥出其独有的功能。



一、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含义理解

　　执行财产豁免制度主要是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予以最低生活保障，原则上被执行人（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均可作为执行对象，不应有所限制，但基于维护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或维护善良风俗，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享有的在一定财产范围内免受强制执行的权利。这是对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和基本生活提供立法保护的规定，虽然在生效判决的执行力下赋予了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行使不应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及基本生活产生影响，所以在执行程序中建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是必要的。


二、我国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立法依据

　　虽然在我国没有作出特别详尽的相关规定，但是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有原则性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通知中也有对执行财产豁免的概括性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220条第1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对禁止查封的财产的作了以下的规定：（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中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在司法解释和最高院的有关通知中，对国家机关的办公经费及履行职务不可缺少的财物、对企业工会经费、对金融机构及其营业场所、对社会保险基金、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对证券交易保证金、对政策性收购资金形成的财产及对股权的执行等问题作出了有关执行豁免的规定。


三、对我国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立法规定的缺陷分析

　　从以上立法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被执行人执行财产豁免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概括性，对执行实践的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执行人员在实践中的解读不同而执行方式不同，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利。

　　1、法律规定的笼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和第220条的规定加以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法律对自然人执行豁免的规定非常原则、笼统、简单，如什么是“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法律未进一步明确，又如对“被执行人所抚养的家属”范围如何界定?只能依据亲属法的理论，结合个案而具体确定。虽然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对豁免财产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但仍未能有效的填补法律的空缺。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哪些财产属于豁免之列，造成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无法可依，对被执行人的豁免权保护难免流于形式。

　　2、程序价值的缺位

　　在我国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执行财产豁免的程序性设置，大多数被执行人并不知晓有执行财产豁免权，而在强制执行中又没有明确释明义务人和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启动程序、救济途径等，被执行人他谈何去主张执行财产豁免权和请求救济呢？从而使一些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得不到执行豁免保护，危及了社会的安定。


四、国外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法律规定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811条对有体动产强制执行时的扣押物范围作了排除规定。所排除的扣押物，主要指债务人及其家庭生活必须物，从事劳动、经营所需物品，书籍、家务账册文书及精神、荣誉象征物，债务人及其家属的身体缺陷必需品以及丧葬物等。第850条之1关于“绝对不得扣押的收入”的规定，对债权及其有关的特定收入，如加班报酬、工作补贴、节假日报酬以及因劳动而生的丧葬抚恤、教育奖励、盲人津贴等不得扣押。第852条之关于“有条件的不得扣押的收入”的规定，则对扣押作了限制规定。内容主要是指身体或健康补偿金、抚养定金满足债权时，在合乎公平的情况下，才可依据劳动所得的规定予以扣押。此外，《民事诉讼法典》第850条“不得扣押的其他报酬”、第851条之1“对农户的扣押保护”以及第852条“特留份请求权与赠与人请求权的扣押”等内容，也对上述扣押的实施作了限制性规定。

　　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31条“禁止扣押的动产”规定了不得扣押的动产范围，主要是指债务人的生活必需品，劳动农业、渔业、技术人员等的经营或职业必需品，宗教物品、家庭文册、精神或荣誉物品、教育学习用物品、知识产权用物品、身体缺陷用品、建筑或工作安全用品等。《民事执行法》第152条规定了“禁止扣押的债权”，含与薪水、报酬、退休养老保险金等有关的债权，以及为维持生计而接受的给付等债权。

　　法国《民事执行程序改革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了一般不得扣押的财产范围，主要包括：法律宣告不得扣押的财产；生活必需品、具有赡养、抚养、扶养性质的生活费与款项；由立遗嘱人或赠与人申明不得扣押的可处分财产；受扣押人及其家庭生活、劳动所必要的动产物品；残疾人所必不可少的物品或者旨在用于病人治疗的物品等。

　　西班牙《民事诉讼法典》第1448条规定：“对用于公共服务的铁路不予扣押，也不扣押用于线路运行的机车、车厢及其他不动产与动产。”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查封时，应酌留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之亲属两个月间生活所必需之食物、燃料及金钱。第五十三条又规定了七种不得查封的物品。


五、我国建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建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外的立法进行借鉴：1、维护被执行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与学习，如各国普遍规定，对于债务人及其家庭生活必需物、退休金、养老金、慈善救助、职业所需和教育学习所需物，不得强制执行。2、维护专属于被执行人自身的财产和具有特定精神内容的财产权利，如保险赔偿、人身伤害赔偿、残疾病弱者所用物或者所受救助，以及订婚戒指、勋章等，不得强制执行。3、维护善良习俗和社会风尚，如不得查封或拍卖遗像、墓碑、祭物等。4、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如规定公法人的财产、公益团体的特定财产、公共生活必需物如铁路运输设施、宗教用品等，不得强制执行。5、考虑执行中财产标的的特殊经济属性，如对庄稼、果实、动物以及有生物性孳息的其他活体财产的执行，必须考虑财产的成熟周期等因素。

　　笔者认为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三稿）》中第112条的规定就可以暂时解决实践执行与理论的脱节，采用的是列举式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的部分财产予以豁免。具体规定为：一、执行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以及在一个居所内所必需的衣服、家具、寝具、灯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二、执行债务人及其所抚养的亲属三个月的生活必需费用及医疗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生活必需费用依照其标准执行；三、执行债务人的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养老金请求权等与人身直接相关的，性质上不得转让的债权；四、执行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之亲属职业上或者教育上所必需的物品、费用；五、执行债务人为自然人的，其基本生产资料；六、未申请或者未发表的发明、著作；七、执行债务人及其家属由于身体缺陷而必需的辅助工具，以及用作医疗的物品；八、祖传或者婚姻纪念物品；九、执行债务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表彰荣誉的物品；十、遗像、牌位、墓碑及其他祭祀、礼拜用品；十一、国家机关的办公经费及履行职务不可缺少的财物；十二、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营运中的运钞车；十三、公益法人正在使用的为完成公益事业所必需的房屋、机器、设备、教学用具等财物，但清偿以该物为担保的债权时除外。

　　合理构建我国的执行财产豁免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利于建设我国的和谐社会，使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得以立法的充分保障。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