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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侦查人员以庭审角色代入机制

商奇


　　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其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取证、取哪些证。随着反贪队伍年轻化，一些反贪干警存在着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的弊病，面对取证工作往往无从下手，甚至取来的证据不能服务于案件认定，造成重复劳动。反贪侦查工作的目的，在于取得犯罪嫌疑人进行贪污贿赂活动的若干证据，并最终在庭审中用这些证据使法官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可以说，庭审时证据的运用，才是反贪侦查取证工作的“归宿”。庭审由公诉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组成控辩双方进行辩论，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必然存在着不同的逻辑路径，对证据的运用也存在很大差别。在侦查中，侦查人员要自觉延伸思路，在脑中积极进行庭审过程的“模拟预演”，将自己代入庭审中的公诉人、被告人等角色，站在他们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以之指导反贪侦查取证工作。

　　一、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必要性

　　反贪工作是一项群体工作。按照现有的机构组织框架，贪污贿赂案件最初由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部门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交由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这是一条完整的反贪工作路径。正因如此，反贪侦查人员不能够仅仅认为侦查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全部内容，而必须在工作中积极拓宽眼光，拉长工作思路，将其后的庭审工作要求也放到自己的侦查计划中作整体考量。事实也证明，仅仅为了侦查而侦查往往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结果不是面对繁芜复杂的证据而无从下手、茫然无措，就是千辛万苦所获取的证据根本不能有效应用于庭审，造成工作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我们反贪工作的目的，而通过庭审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是衡量我们工作是否成功的一个标杆，是我们实现上述工作目的的途径。庭审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对抗，反贪侦查人员必须在侦查中，就考虑到庭审时对证据的运用。这种考虑既要全面，又要细致；既要考虑到国家公诉人运用证据的需要，又要考虑到被告人运用证据的可能路径。而角色代入，往往是这种考虑的有效形式。通过角色代入，反贪侦查人员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到公诉人或者被告人的角色，把自己当做庭审的参与者，并由此找到哪些案件细节会成为审理重点、哪些证据会为定罪量刑发挥关键作用，这就相当于为自己的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无疑会极大的促进侦查工作的有效进行。

　　二、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方法

　　1、代入公诉人角色

　　公诉人是刑事诉讼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作用是代表国家出庭追诉犯罪。在庭审中，公诉人会积极运用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来使其最终受到刑法的惩罚。反贪侦查人员代入公诉人角色，就是要站在出庭人员的角度考虑庭审问题，以公诉人举证证明犯罪各项构成要件的框架来明确侦查取证范围。这种代入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寻求公诉部门的配合，了解公诉人的指控逻辑和证据使用思路，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侦查取证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反贪部门与公诉部门同属于人民检察院的下属业务部门，彼此较为熟悉、联系方便，这为反贪侦查人员进行公诉人角色代入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实案件中，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在侦查过程中与公诉人员开展侦查会商的办法来进行角色代入。会商中，侦查人员可以将主要案情提前告知公诉部门，由于公诉部门的实际工作特点，其工作人员往往对于刑事诉讼庭审过程、庭审证据运用、被告人心理，甚至管辖标的案件的法院刑事审判庭较为了解，可以请公诉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案情进行庭审情况的预先估计，指出一旦标的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将以哪些证据作为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并指出如何将证据组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思路，指导侦查工作开展。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证据往往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各种表现形式所带来的证据证明力往往不同，不同证据形式也常给法官以不同的影响力，这种预先的模拟可以为侦查人员到底采用哪种证据取得方法和证据固定形式给出指导意见。

　　2、代入被告人角色

　　反贪侦查人员代入被告人角色，就是要在侦查过程中预先将自己放在本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角色里，考虑被告人将会有可能以哪些证据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并提前下手取得相应的证据，来驳斥被告人的脱罪企图。同时，还要积极进行逆向思维，考虑到对于被告人来说哪些证据将是“致命”的，由此争取侦查工作主动，尽早采取证据固定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罪证。由于侦查人员毕竟是“案外人”，仅以侦查经验进行思考往往不够全面，而只有进行角色代入，将自己置身“案中”，才能更好的看清庐山真面目。

　　对于行贿、受贿等依靠言辞证据较多的案件，更要着重进行被告人角色的代入，细心体察被告人心思，在询（讯）问中就堵断其退路，夯实犯罪各要件，防止被告人打下“活扣”，有机可乘。

　　反贪侦查人员代入被告人角色往往比代入公诉人角色要困难的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技巧和经验储备。在平时工作中，侦查人员就要积极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如多参与旁听庭审，了解庭审时被告人惯用的脱罪伎俩和诡辩手段；常与有经验的同志进行交流，了解被告人通常的心理；在侦查中做好外围调查，掌握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处事习惯，以利于角色代入等。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公诉人角色的代入不能越俎代庖。反贪侦查人员代入公诉人角色的逻辑顺序，是由公诉人的心理到侦查人员的心理再到具体侦查活动。这种逻辑顺序是不可逆的。在案件侦查中，不能将这种代入反用，以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工作来钳制公诉部门独立的审查起诉和公诉职能。那种根据自己取得的证据和臆想的证明思路对公诉部门参与公诉的方法、思路粗暴干涉的行为是错误的。

　　2、对被告人角色的代入不能违反相关侦查纪律。对被告人角色的代入，是一种思想上的代入，是对侦查策略进行考量时采取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代入不能由智力活动突破到具体侦查行为，强逼被告人按照侦查人员“预想”的思路进行自证其罪，甚至发展到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

　　3、不能固步自封，要积极扩大取证范围。角色代入毕竟是一个高智能的活动，要有足够的经验和侦查技术做支撑。这就决定了角色代入活动不是每次都可以取得圆满、全面的侦查指导作用。侦查人员，尤其是年轻的侦查人员，不能仅仅依靠角色代入划定侦查取证范围，而要积极拓展取证思路，扩大取证范围，更好的完成反贪侦查取证工作。


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检察院 商奇

对云南高院再审李昌奎案的思考


据云南网报道：16日中午，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律师王勇今日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题为《李昌奎案进入再审程序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决定，对李昌奎案进行再审，今日向家属送达了再审决定书》的博文。记者随即通过电话与王勇律师取得联系，王勇律师向本网记者证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今日中午向李昌奎案件被害人家属送达了作出的再审决定书，对该案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案正式开始进入了再审程序。

该报道还说：云南高院的再审理由是“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廷礼、陈礼金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及时对案件进行了审查。审查期间，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本院对原审被告人李昌奎的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经审查，本院院长认为，该案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并于2011年7月10日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三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二条、三百零四条的规定，决定如下：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院在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作为对云南高院原二审判决的强烈批判者（见本人发表在《中顾法律网》、《法邦网》、《华律网》、《天涯论坛》等知名网站的文章《云南高院要树立什么样的“标杆” ——对昭通李昌奎杀人案判决的诘问》），笔者首先对云南高院知错能改的态度表示赞赏，也同广大网友一样，为正义的力量战胜了谬误而倍感欢欣和鼓舞！然而，作为法律职业人，笔者难改较真的习惯，对云南高院这次发布的再审决定（网络报道版本），笔者认为仍然不符合法律（至少是程序法）的精神。

其一，就这个案子而言，不需法律专业人员，更不必具有一个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水平，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普通民众，一看云南高院原来作出的判决便不难作出是一个错误得离谱的判决的判断！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2011年7月6日，云南高院的副院长田成有还公开回应媒体质疑，难道作为云南高院的一把手的许院长就对这个判决一无所知吗？如果许大院长的回答是不知道，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此轰动全国的一个杀人大案你尚且不知道，那么云南的老百姓怎么期望你去发现其它普通案件的错误？作为该院的首席大法官，你平时都在忙什么？如果你回答是知道，那么我也要问一下：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个错误的判决，为什么不履行法律赋予你的神圣职责依法主动提起再审程序而非要等到举国讨伐、当事人提出申诉、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之后才决定再审呢？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你不觉得你之前的行为是失职吗？

其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在本院院长发现原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才可以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而媒体报道的本案中的再审决定却对原审判决是否有错误、是认定事实的错误还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只字未提，那么请问许大院长，你将本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理由是什么？你凭什么得出“该案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的结论？如果原审判决没有错误，那还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吗？如果原审判决确有错误，那么，贵院制作的再审决定书为什么不承认错误？

其三，据媒体此前的报道，云南高院审理本案的原审判长赵林曾信誓旦旦地向媒体表示：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对李昌奎免死）不是哪一个法官个人的决定，而是高院27名审委会委员集体讨论的结果。那么，请问许大院长：这27审委会委员中是否包括你本人？如果不包括，那么这27名审委会委员讨论本案时，作为该院首席大法官（当然的审委会委员）你干什么去了？如果你也是参与投票的27名审委会委员之一，那么，你是如何发现这个判决确有错误的？是自己的良心发现还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其四，贵院的再审决定书里说“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那么，请问许大院长：既然案件已经经过了贵院审委会研究并作出了决定，贵院再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权利难道比贵院审委会的权利还要大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对本院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那么，贵院另行组成的合议庭可以超越法律赋予它的职权吗？

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那么，请问许大院长：鉴于本案的案情极其重大，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空前恶劣，贵院另行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再审后是否还要报审委会进行研究？贵院的审委会之前已经对案件的裁判作出了表态，那么，如果新的合议庭再次呈报，审委会将如何应对？

其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承办法官应当回避，贵院确实遵守了这个原则，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
那么，请问许大院长：按照这个法律原则，参与过原审裁判的审判委员会是否也应该集体回避？如果不予回避，是否符合法律制订“回避原则”的初衷？如果集体回避，那么，合议庭将向哪一级的审判委员会进行汇报？

综合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云南高院在审理李昌奎强奸、杀人案的过程中，从院长到承办法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事求是”是我党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违法必究”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圣人云：“知耻而后勇”，又云：“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云南高院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笔者善意地推测本案的原审判决是一个理念错误而不是枉法裁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这个错误？

笔者认为，首先该院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如果我是该院院长，我会马上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民众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向本案的被害人家属承认错误并真诚的道歉！众所周知的河南赵作海案件发生后，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不是曾经这样做过吗？

其次，鉴于本案的特殊性，再审工作实际上已不宜由云南高院来审理：理由之一是改院的做法已经让社会公众丧失了对它的信任；之二是应当回避的人员太多（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原合议庭成员），组成新的合议庭后也无法将案件呈报。如果我是该院院长，我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将本案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司法机关提审或者另行指定其他地方的高院进行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