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关于印发《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有关行业体协，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章）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三日
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pdf
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pdf
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pdf
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和《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治疗用药豁免，是指运动员因治疗目的确需使用兴奋剂目录中规定的禁用物质或方法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予以使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全国性体育竞赛和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 （以下简称反兴奋剂中心）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负责审批运动员的治疗
用药豁免申请。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由医学专家和反兴奋剂专家组成，其中医学专家不少于三人。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过半数的成员不得在反兴奋剂中心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制定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指南，针对不同伤病所需的医学信息，提供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示范文本，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第五条 运动员申请赛外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的治疗用药豁免，应当在使用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向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提交申请；如果申请赛内使用，应当在该赛事开
始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
除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必须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等意外情况外，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不受理任何事后追补方式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运动员，应当在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之日起七日内，向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追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第六条 运动员申请治疗用药豁免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见附1）。
（二）有关病历 （包括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的原件或复印件。
（三）依法享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对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的必要性，以及使用其它非禁用物质或方法对治疗影响的文字说明。
（四）申请人同意将其申请豁免的所有信息提交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以及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其他专家的书面意见。
（五）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七条 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资料，可以采用当场提交、邮寄、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的，相关资料应当用扫描件形式一同上报。无论采用何种提
交方式，都必须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原件。
第八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受理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二）申请事项依规定不需要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三）申请事项不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职权范围，而应当由其他有关组织或机构负责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其他有关组织或机构申请。
（四）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九条 审批治疗用药豁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确实没有其它合理的、可以替代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的治疗措施。
（二）运动员在治疗急性或慢性伤病过程中，如果停止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会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造成明显损害。
（三）运动员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只是为了使身体恢复至正常状态，而不会产生任何增强运动能力的作用。除病理原因外，不允许使用任何禁用物质或方法提高内源性激
素水平。
（四）运动员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的原因，不是由于非治疗目的使用了任何禁用物质或方法所造成。
第十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成员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在审查该申请时，应当回避。
第十一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审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时，可以征求其认为合适的医学或其它学科专家的意见。
第十二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反兴奋剂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审批过程中知悉的运动员医疗信息保密。
第十三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所要求的与申请有关的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费用由提出申请的运动员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作出批准使用的决定，并发给申请人《治疗用药豁免批准书》（见附2，以下简称《批准书》）。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一日内，将审批结果以书面方式通知运动员和运动员所在单位，并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备案。
第十五条 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获批准的运动员可以依照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的有关规定，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重新审查。
第十六条 运动员应当严格按照《批准书》的要求用药。如果服药次数、剂量、给药途径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应当重新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按照 《批准书》要求用药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将撤消对该运动员的用药批准。
运动员需要延长已经取得的治疗用药豁免的有效期的，应当重新提交申请，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批准后使用。
第十七条 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应当向兴奋剂检查人员出示《批准书》，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允许使用的禁用物质或方法名称以及 《批准书》编号。
第十八条 运动员吸入使用福莫特罗（formoterol）、沙丁胺醇（salbutamol）、沙美特罗（salmeterol）和特布他林（terbutaline），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
申请吸入使用上述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除第六条要求的资料外，运动员还应当提交以下医学资料：
（一）完整病史。
（二）针对呼吸系统的完整临床检查报告。
（三）一秒用力呼气量测量报告。
（四）如果存在气道阻塞，在吸入短效β 激动剂后重复进行呼吸量测定以证实支气管痉挛的可逆性。
（五）如果不存在可逆性气道阻塞，需通过支气管激发试验以确定气道高反应性的存在。
（六）医生的准确姓名、专业、地址（包括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传真号码等）。
未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运动员，如果因为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需要吸入使用上述物质，应当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以事后追补方式提交使用以上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并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追补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获得批准后，如果发生上述物质的阳性检测结果，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定，不按阳性处理。
第十九条 运动员赛内通过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途径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运动员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包括关节内、关节周围、腱周围、硬膜、皮下及吸入途径，应当在接受赛内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使用时间和方式。
第二十条 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列入各国际体育组织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应当依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或所属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规定，向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上款规定的运动员应当在获得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批准书》之日起五日内，将《批准书》报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反兴奋剂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091119/00123f3eabca0c6ee89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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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
治疗用药豁免，是指运动员因治疗目的确需使用兴奋剂目录中规定的禁用物质或方法时，依照规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予以使用。治疗用药豁免工作，是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反兴奋剂工作方针，防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同时允许运动员出于治疗伤病的目的，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使用某些禁用物质或方法，有利于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体现了体育运动以人为本的宗旨。
实施治疗用药豁免，是国内外体育运动中保证运动员安全用药的通行做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制定的《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以下简称《国际标准》），对治疗用药豁免工作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了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并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于2005 年开始着手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并于2007 年3 月制定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体科字〔2007〕49 号），成立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负责审批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以下简称反兴奋剂中心）成立后，根据职责分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将治疗用药豁免审批职能移交给反兴奋剂中心。自2009 年1 月起，反兴奋剂中心开始负责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承担审批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职责。在准确把握2009 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新变化，系统总结治疗用药豁免工作中的新问题、新做法、新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反兴奋剂中心对《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形成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体反兴奋剂字〔2009〕112 号），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于2009 年7 月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有关行业体协，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各单位的反馈意见，反兴奋剂中心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定本办法的指导原则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办法把握了三条指导原则：一是，以服务运动员为宗旨，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为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提供便利，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二是，确立明确、具体、严格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和审批制度，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维护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是，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坚持本办法确立的制度与国际标准相一致，保持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规范性和适应性。
根据上述指导原则，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和审批制度，并对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作出了特别规定。
二、关于本办法的适用范围
为了保证体育运动中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协调、统一，结合我国体育竞赛的实际情况，办法区分了三个层面的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制度：一是，参加全国性体育竞赛和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适用本办法，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向反兴奋剂中心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以下简称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第三条）；二是，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列入各国际体育组织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不适用本办法，应当依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或所属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规定，向有关国际体育组织或国际赛事组委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报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三是，为了保障省级体育竞赛参赛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省级体育竞赛组委会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经反兴奋剂中心批准后，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参赛运动员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相关竞赛组委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三、关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
为了维护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和组成人员，明确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受理、审核和批准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主要职责（第四条）。为了加强治疗用药豁免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制定、发布治疗用药豁免指南，针对不同伤病所需的医学信息，提供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示范文本，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第四条第四款）。
四、关于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制度
办法以严格的事先申请和审批为原则。对于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时限，办法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是，申请赛外使用的，应当在使用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二是，申请赛内使用的，应当在该赛事开始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第五条第一款）。这里，二十一日的最短时限要求与《国际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一般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运动员，在获得批准前不得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但是，考虑到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提交申请，为了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办法规定：在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必须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以通过事后追补方式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第五条第二、三款）。
办法规定了申请治疗用药豁免应当提交的资料 （第六条）和提交资料的方式（第七条）。为了方便运动员提交申请，办法规定：运动员可以采用当场提交、邮寄、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请。为了保证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办法规定：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的，相关资料应当用扫描件形式一同上报。无论采用何种提交方式，都必须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原件。
此外，办法规定了应当重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情形：一是，服药次数、剂量、给药途径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的；二是，需要延长已经取得的治疗用药豁免的有效期的（第十六条）。重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批准后，方可继续用药。
五、关于治疗用药豁免的审批制度
为了减少无效申请，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受理制度，要求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区分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一是，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二是，不需要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三是，不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四是，需要补正申请资料的（第八条）。
根据《国际标准》的要求，办法规定了审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遵循的四条实质标准：一是，没有合理的替代治疗措施；二是，停止治疗会对运动员的健康造成明显损害；三是，治疗不会增强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四是，治疗与之前违规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无关，也就是说，运动员之前违规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所造成的身体损害，需要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再行治疗的，申请治疗用药豁免不能获得批准（第九条）。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条标准，才能获得批准。
为了使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尽可能早的得到治疗，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一日内作出是否批准使用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这里，二十一日只是办法规定的最长审批时限，为了保证运动员得到及时治疗，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将尽量缩短审批时限，力争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审批决定。同时，这一审批时限与《国际标准》规定的三十日的审批时限相比，缩短了九日。为了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第二款）。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办法明确了申请人的救济途径，规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获批准的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重新审查（第十五条）。
此外，为了保障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公正性，办法规定 了回避制度 （第十条）；为了增强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科学性，办法规定了征求意见制度 （第十一条）；为了保护运动员的隐私，办法规定了运动员医疗信息保密制度（第十二条）。
六、关于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的特别规定
2009 版《国际标准》取消了吸入使用β 激动剂（福莫特罗、沙丁胺醇、沙美特罗和特布他林）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的简易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程序。根据这一变化，办法对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作出了特别规定。
对于吸入使用β激动剂，办法规定：运动员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第十八条第一款）。申请吸入使用上述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除第六条要求的资料外，运动员还应当提交临床检查报告等相关医学资料（第十八条第二款）。考虑到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提交申请，办法规定：运动员如果因为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需要吸入使用上述物质，应当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以事后追补方式提交使用以上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并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追补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获得批准后，如果发生上述物质的阳性检测结果，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定，不按阳性处理（第十八条第三款）。但是，如果运动员只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未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及时追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或者追补豁免申请未能获得批准，都将会导致阳性结果。
2009 年《禁用清单》规定，所有糖皮质类固醇禁止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据此，办法规定：运动员赛内通过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途径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第十九条第一款）。对于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办法规定：运动员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包括关节内、关节周围、腱周围、硬膜、皮下及吸入途径，应当在接受赛内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准确填写用药名称、使用时间和方式，否则将会导致阳性结果（第十九条第二款）。
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pdf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091119/00123f3eabca0c6ee8a103.pdf
裁决性思维对中国公证业的影响
张百忠
以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决定为任务的裁决性思维模式弥漫在我们的法律文献和法学教育中。它或明或暗地处在我们的思维之后，支配着我们对具体法律事务的处理方式以及对处理结果的评价和表达方式。它使公证总是在窃取的前提下论说公证，并使公证理论总是处在“地心说”时代。由于这一原因，公证领域中解放思想的任务特别繁重。本文将主要以法律行为公证为典型，试图在公证行业中发现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子，以便清洗我们的公证概念图式，使描述公证的概念与法律职业者中通行的概念图式相融贯，使对公证的描述能真正显示公证的本来面目。【1】
裁决性思维的典型
裁决性思维模式的典型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我们可以法官审理民事诉讼案件为范式，大致描述一下裁决性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法官的思维和工作是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展开的。原告进行诉讼的目的旨在由法院确认或支持其以诉讼请求方式表达的对特定法律后果的追求或期待。诉讼请求大致确立了法官在个案中的任务，这一任务目标形成了法官关于法律适用的前理解,法官在这一前理解的引导下，确立一些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和过程，这些目标和过程之间也许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但我们还是可以标记出它们的中心：
一、事实发现。事实构成决定着法律后果，是判断法律后果的小前提。但是那些引起法律后果的事实总是先于法官的介入的而存在，法官没有机会直接体验这些在先的事实，他只能借助那些现存的能够承裁和标志事实存在的形式化的证据，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根据自已的经验推断事实的状况。这种借助形式化的证据和已知的知识片段发现未知的事实或断定待定事实的思维方法被称为证据裁判原则。
二、法律发现。虽然法律后果如影随形地伴随法律事实而存在【2】，但是法律后果与事实构成之间的关联性是借助人造的法律规范而实现的。一方面，同一内容的法律后果可以由不同的法律规范规定的不同的事实构成引起，另一方面，同一事实构成也可以由法律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法律发现有两个路径，其一围绕诉求的法律后果检索法律规范，其二是围绕已证立事实的每个因素或要件检索法律规范。
三、形成裁决意志。法官必须对当事人的诉求作出回应，回应当事人的诉求并不是机械地支持或否决当事人的诉求，回应的实质是在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基础上，根据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代表国家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执进行决断，以国家意志的形式确认权利义务的内容。这种意志与当事人的诉求相关联，但又独立于当事人的诉求和意志。
四、裁决意志的表达。裁决意志是以判决书或裁定书的形式表达的。裁决意志借助特定的表达方式公开化和客观化并成为可供评价的东西。表达的功能不只是公开法院代表国家作出的权利义务分配决定，而且还要借助这种客观化的表达形式说服当事人必须服从这一决定。因此，裁决文书不仅要公开法院确认的权利义务的内容，而且要公开赖以确立这些权利义务的事实根据和法律规范。由于裁决内容具体地决定了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利益得失，因此裁决的事实根据必须是经证立真实的，确切的和可靠的。
因此，裁决性思维的基本任务是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基本的思维路线是从事实发现到法律发现再到法律后果确定。由于裁决内容是裁判者代表国家表达的意志，不仅当事人必须服从，而且具有对世效力和公信力。因此，裁决必须建立在确切的事实之上，事实必须建立在形式化的证据之上，构成了评价裁决正当性的基本标准和表达方式。
裁决思维影响公证的原因
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法院对特定法律事件引起的法律后果拥有最终决断权。因此以裁决为中心的思想方法及由此形成的裁决性思维模式对以权利义务分配为内容的各种公务性活动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裁决性思维方法有其特定的适用领域，超出其相应的适用领域和适用条件运用裁决性思维处理问题就可能引起很多不良后果，甚至引起混乱。公证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裁决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我们有意识自觉地运用裁决性思维的结果，有些则是思维活动中的无意识假定的结果。
裁决性思维影响公证工作的原因和机理比较复杂，以下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一是机构性质的影响。公证工作恢复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公证机构都属于行政机关，公证活动被当作行政行为，即当作意志表示行为处理。不加区别地运用裁决性思维模式的要素、方法以及行政程序正义理念评价公证活动实际确立了一种标准，导致公证活动有意识地按照裁决活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模式安排公证程序。一旦裁决性思维模式的教条以权威的方式在公证程序中得以确立，就很容易引起这种思维方法和工作模式在公证活动中全面适用。
二是以过去事实为证明客体的发现类公证业务曾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我国公证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恢复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急迫切需要。涉外公证业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我们的公证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一些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证处至今仍然以涉外公证为主导业务，而以法律行为等当前事实为证明客体的体验类公证业务相对较少。一般来说，涉外公证业务证明的客体主要是那些过去的事实，比如自然人的出生、学历、婚姻、亲属关系等。对这些过去形成的事实的证明，无法通过直接体验事实本身来发现和确认其真实性，因此必须借助先在的形式证据进行推导判断，才可以发现事实的真相。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其实就是诉讼活动中的形式证据判断方法。可以说，以过去事实为证明客体的发现类公证业务，构成了裁决性思维运用于公证活动的实践基础，它验证了裁决性思维模式在公证活动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这种发现类公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导地位造成一种假象，导致公证程序的总体设计以能够正确适用于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公证活动为范式，造成只能适用于某些典型对象的原则和规范不加区分地适用于各种对象。事实上，以可体验事实为客体的体验类公证与以过去事实为客体的发现类公证的相似类性充其量只是一种家簇相似性，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3】
三是受必须公证制度理论的影响。中国的公证制度大体上导源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制度。这种公证制度理论认为，法律行为方式上的强制，是国家对私法自治最为柔和的干预。【4】对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私法行为进行公证形式上的强制，不仅有利于保全证据，更能使当事人获得公证人的咨询帮助，从而维护法律关系的安定和社会国的和谐，【5】实现国家意志对存在于人类之中的理想关系的塑造。因此不动产法、继承法、亲属法等领域内的重要法律行为一般都必须经过公证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法律规定的必须公证事项是这些国家公证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也是公证服务的主要领域。这种制度背景下，公证人的评价和判断对法律行为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生活关系的构建和塑造中享有决定性的权力。建基于必须公证事项上的种种论说，会借助公证文化的传播进入我们的思维，影响甚至控制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表达。
四是受思维规律的影响。裁决性思维方法是各种法律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我们的法学教育致力于使法律职业者掌握发现事实和法律的方法，以形成公正的法律决定。可以说，正确运用裁决性思维处理各种具体的法律问题是每一个法律职业者的基本技能。诚然，裁决性思维必须以裁决性工作目标为适用前提，但是由于这种思维模式是长期专门教育和培训形成的，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本身也会无意识地为自己假定其适用的前提。正象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论述的那样，“我们的种种思想进入确定的程序后，我们就会自动地从一个思想转入另一个我们依据技巧而学到的思想……。使人们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所产生的后果，（大概采用某种图式命题的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我并不认为这些教条左右了人们的看法，而是认为它们绝对地控制了一切观点的表达方式。人们将生活在绝对的、露骨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还不能说他们不自由”【6】。由于这种原因，在法律实施领域中居于支配和评价地位的裁决性思维方式很容易成为公证人的参照物，无意识地以它为蓝本指导自己的活动，假定自己的任务目标和意志的效力，适用裁决活动的思维路线、概念设置、推理原则和方式，以及工作结果的评价标准，就好像公证活动只不过是由不同于法院这一主体进行的裁决活动。
公证活动的裁决性
裁决性思维主要借助一个默许的预设作用于公证活动。公证理论中许多论证和概念构建，公证制度中的许多安排和规范设计，公证实践中的许多具体要求都或明示或隐含地以这一预设为支撑点和前提。这一默许的预设可以大致概括为：公证证明是公证机构代表国家做出的意志表达或决定。
的确，有些公证活动，比如赋予债权文书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继承权公证可能存在这种表意性，但对绝大多数公证业务来说，是否存在这种表意性则是殊成疑问的。公证活动是否具有表意性或哪些公证活动具有表意性，是由一个国家赋予公证制度什么样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对必须经过公证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来说，公证不仅要赋予法律行为的存在以证据上的公证性质，还要赋予法律行为本身以法律效力，即宣告这一法律行为所表达的意思符合国家的意志。在这种公证职能定位下，公证人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对当事人期待效果的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可以认为这种公证证明具有某种表意性或决定性。
但对不以公证为形式要件的法律行为来说，即对于任意公证事项来说，认为公证证明具有表意性是很成疑问的。由于公证并不构成这种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因此是否经过公证以及公证人对法律行为效力的主观评价和判断对行为的效力形成和实施均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法律行为效力不可能是由公证人赋予的，它游离于公证人的意志之外。法律行为公证所能产生的效果不是赋予法律行为以法律上的效力，它只是赋予行为的某些根本构成要件以证据上公证性。
事实纠纷、证明利益、证明权、证明职能
裁决性思维对公证的影响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程度上有深有浅。在理论上，把公证的证明职能与咨询职能相混淆，在很大程度上与裁决性思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法律上处理的纠纷实质都是法律后果的纠纷，发生纠纷的原因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事实不明，其二是规范性前提冲突。
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实质上是具体法律后果的争议，而且大多数的争议都是因事实不明引起的。对理性地确定某一具体法律后果来说，事实构成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或因素。能够引起法律后果的事实往往都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公认公知的、自明的事实是比较少见的。因此，事实的易于识别性和可证明性，不论是对于法律交易来说，还是对于行政决定和司法活动来说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7】公证制度的一项根本职能是提供证明利益，这就是公证的证明职能。无论是认证性质的公证制度，还是准司法性质的公证制度，都必须以能够为社会提供证明利益为其存在的前提。
证明职能是公证人的权力，它的任务是由公证确认法律事实，借助公证文书的形式赋予特定法律事实以公证性质，即使之易于识别和可资证明。事实的实有状态是唯一的，但对同一事实的语言表达却是多种多样的，同一事实因不同的表达而呈现出不同的事实图式，它构成了法律适用的对象。因为法律无法直接适用于事实本身，而只能适用于已经用适当言语表达的言词事实。【8】一方面，要适用法律，就必须首先确定什么样的言词事实准确反应了客观实有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借助先在事实的各种表达发现事实的实有状态。这就要求法律赋予某种表达以优先适用性，即赋予某种事实判断和表达以确定的影响力。由此，这种判断和表达活动成为一种职权，这种职权活动产生的是有确定力的事实图画，在确定法律后果时，它优先于其它形式的事实图画。我们把这种事实表达对实有事实的显示功能称为证明，把这种事实表达对实有事实的确定力称为证据的公证性，把这种证据的公证性质对适用法律的执法者选择证据的约束力称为公证的效力。之所以要赋予这种约束力，是因为事实存在于执法者的意志和经验之外，超越了裁量权的能力极限。如果说事实本身构成了对裁量权的约束，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这种证明职能构成了对裁量权的约束。
因此我们说，公证的证明职能不仅为社会提供证明利益，同时还赋予证据以法律上的效力，即法律规定的影响力。但是，这种法律效力并不渊源于公证人的意志，而是渊源于事实本身的决定力。因为在这种意义上，证明结论实质上是通过公证人对事实过程的体验形成的认识上的结果，而不是公证人代表国家做出的意志决定。虽然，认识结果的形成和表达并不排除公证人判断和表达方式选择的主观性，甚至也不排除表达事实时对法律适用的前理解，但是，它却根本上排斥公证人的主观意志，就是说，公证人的对事实的表达的必须受制于客观实有，并有义务使其以特定言词表达所显示的事实图画符合客观的实有。“表达是由作为多的世界给予作为一的世界的礼物”。【9】公证人借助表达使活生生的事实确定化，并享有一种影响法律后果的权力。行使这一权力并不需要借助特别的手段和技能，它需要的只是执业上的诚实性保障。
法律纠纷、咨询利益、咨询职能、咨询义务
权利义务发生纠纷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不同的规范性前提推导法律后果。一方面，同一事实构成根据不同的法律规范会引起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法律后果，不同的人对适用同一法律规范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自明的。另一方面，虽然推定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已经正当程序制定和公布的法律，【10】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复杂性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未经专业学习的人并非实际知道应当适用于其实际行为的法律规范的内容。实际支配行为人以及指导其预测法律后果的规范性力量往往并不是一个国家已经公布的法律条文，而是一些流行的习惯，观念，个人经验等等。【11】这些实际发生作用的规范性力量，有时会与国家借以塑造和维护理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相冲突。人们在根据不同的规范，或根据对规范的不同理解推导法律后果时就会引起权利义务的争执，造成义务人不能自觉履行义务，权利人不行顺利实现权利，进而使生活关系处于不和谐状态。
虽然司法职能最终可以决断这些争执，但由于法官用于调整权利义务争执的规范并不是行为时实际发生规范和指引作用的规范，这就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受制于一种溯及既往的力量，即受制于当事人事先并知道的规范以及对这种规范的职业化理解。【12】，当事人根据一般的法律观念、习惯、经验所期许的行为后果，与作为法律职业者的法官根据书本上的法律规范推演的行为后果的反差，既是很多当事人不服从判决的心理根源，也是公证咨询职能产生和存在的一个根本理由。
法律规范的预测和指引功能的实现需要一种专职人员，借助他们法律规范得以从书本中活生生地走入实际生活过程，直接影响生活关系的构建，这不仅关乎社会关系的和谐，更关乎法律的实施正义。这种专职人员的职能是借助当事人以文字语言、肢体语言等各种方式的意思表达，发现当事人期许实现的效果，评价这些期待实现的效果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为实现这些效果提供法律上的方法。因为法律不仅作为行为的规范而存在，同时还作为安排和处理生活关系的方法仓库而存在。【13】他们提供的建议、指导、评价等咨询意见即便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它很大程度上减除了当事人预测法律效果时的负担和焦虑，提高了人们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因事后判决产生的溯及既往的影响力。因此向当事人提供咨询利益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项独立的职能，实际履行这项职能不仅有律师，还有公证人。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前任主席、德国公证人赫尔姆•费斯勒指出，中立原则和咨询原则是拉丁公证的两大支柱。【14】履行这项职能并不需要国家特别授予的权力，它需要的是专业智识，因为他们提供的不是法律上的效力，而是专业上的权威性，他们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而规范人的行为。
证明职能与咨询职能的可分离性
通过以上分折，我们发现公证的证明职能与咨询职能的区别是明显的。证明职能是公证的职权，它产生有约束力的事实表达，使公证人表达的言词事实成为确定法律后果的优先证据，它减轻了证据选择和事实发现的负担。不论这种言词事实引起的法律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甚至，不论这种言词事实代表的法律行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它所产生的证明利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