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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及其矫正
——兼论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刘长秋
（200020，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摘 要：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专指由于法律内容的频繁变动性而导致地对法律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实质是由于立法对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的不恰当处理而导致的法律权威的一种病变。因此，矫正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实际上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正确处理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已表现得非常突出，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加以应对。
关键词 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稳定性；适应性；协调
中图分类号：D900 文献标识码：A

就渊源而言，法律权威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主体对法律信仰的程度越高，范围越大，表明法律越有权威；反之，如果主体对不信仰法律，虽然不能断言法律没有权威，但至少可以说明法律权威没有被显示出来。”[1] 基于此，笔者提出法律权威瑕疵这一概念，用以指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对法律的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而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就是由于法律内容的频繁变动性而导致的法律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从原因方面来讲，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律的不稳定性与内容的不公正性、执法部门的不依法行政、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司法等，都是影响法律信用，从而使其产生权威瑕疵的现实或潜在根源。在我国，法律的权威瑕疵现象已相当普遍，产生的根源亦复杂多样，而法律的变动性所引发的权威瑕疵则表现得最为严重和突出。当前，随着 “依法治国”这一方略在我国的深入实施，我国先后制定并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纳入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加快本国法制建设，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却似乎过分地忽视了法律频繁变动性对法律权威的负面影响，以致与法律的频繁变动相伴随的法律的权威瑕疵现象已日益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产生的根源，探讨其防范或应对粗略，无疑应成为每个法律工作者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立法的稳定性、适应性及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
从根源上来说，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立法者对立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之间关系处理的欠妥当导致的。那么，立法为什么要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呢？在维系法律权威方面，立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是研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所必需的。
众所周知，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立法过程中所理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立法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法律理念，并进而影响到其对法律的整体信仰，而公众的整体法律信仰则是法律是否具有权威的一个主要衡量系数。“人们对现行法律的信仰程度越高，范围越广，表明法的权威性越强；反之，法律的权威性便越低。”[2] 因此，在一个立法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其公民往往具有较强的法律理念，对法律有着较高的整体信仰，而法律的权威也相应较高。反之，在一个法律缺乏相对稳定性的国家里，由于立法频繁变动所导致的人们对法律内容的难于把握，人们往往会对法律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这就使其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所本应有的权威。所以，维护法律权威所必需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科学立法以提高法律的预见性和生命力，从而恰当保持法律所应有的稳定性，降低法律变动性对其应有权威的损抑。
无庸讳言，适应性也是法律存在并保持其应有权威的一个实质性要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以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理想社会模式为目标的一种工具或手段，适应性是法律本身所内涵的一个要求，是法律有效发挥其调整功能的客观需要。法律的存在及其权威维系的主要意义在于：法律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本身就具有一定适应性，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伴生的某些尖锐矛盾，从而能够保证社会以某种有序的状态向前发展。这是法律适应性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必须具有适应性，否则，将无疑于一纸具文。
稳定性与适应性都是维护法律应有权威的必备要素，二者对立统一于法律权威的存续状态之内，并具体实现于相应的立法过程之中。具体说来，法律的稳定性是指法律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法律的适应性则是指法律的内容应与现实社会生活相挂靠，其具体规范应适合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相应问题。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是建立在法律适应性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稳定性的法律是以其内容的适应性为存在的基础的，只有具备了适应性的法律才有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缺乏适应性的法律必然会导致其内容上的频繁变动；反过来，法律的适应性也需要相应的稳定性作为依托，没有相对的稳定性，法律的适应性根本就无以存在。稳定性与适应性是保证法律权威安全、维护法律应有权威所必不可少且在某些方面相互配合、彼此支持的两道重要的保护网，二者尽管在某一段时间内可以彼此脱离对方而孤立存在，但这种存在状态必然会使法律在相应时间内失去其中的一道保护网，而相应增加了损害法律权威的各种外在因素侵入的机率，这必将会为法律的权威安全设置隐患，并会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另一方面，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相互消长的关系。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决不是由人任意制定的。法律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而设置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的多样性必然要求其做频繁的变动。而作为一种具有调控、指引、预测、教育、评价和强制功能的行为规范，它又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其属性使然。因此，法律稳定性的实现必然会压抑其适应性的充分发挥，而要保持法律的适应性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其稳定性。
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并使法律的稳定性与其适应性相结合是我国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却为立法者实际衡量二者在维护法律权威过程中的分量并具体协调其相互关系设置了重大障碍，以致其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暂时牺牲法律的稳定性来成全其适应性。而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做法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因为它会将法律的应有权威置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法律要想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其权威性作用，就必须先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信任。但公众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只有稳定的事物才能给人以安全感，只有给人以安全感的事物才容易使人们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信任度。从法律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来看，法律最初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基于人们对秩序化自由的渴望，即人们渴望通过法律来建立一种能保障其适度自由的秩序，该种秩序能够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能够使其身心远离疲惫，使其生活保持安定与和谐。而缺乏稳定性的法律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显然难以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因此，公众所愿意且最终能够认同和信任的法律只能是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法律，绝不会是一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来换取相对适应性的法律；而缺乏公众认同感和信任度的法律是不可能会具有健康的权威的。从这一点看来，稳定性是树立并保持法律权威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法律权威的构建和维系也始终都离不开法律稳定性的支持与配合。而法律的频繁变动性，由于极易导致法律内容之间的冲突，且使人们无法认识、知晓或充分了解不断增多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使许多法律都难以真正起到指引、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会对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的损抑；此外，法律的频繁变动性还会带来执法者执法的障碍及司法者司法的困难，这必然会影响法律的实效，从而间接影响法律的应有权威，为权威瑕疵的产生打造了另一诱因。
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步伐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相应加大了法制建设的力度，先后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用法制来推进和保障改革开放的决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追求法治的良好愿望及与之相伴随的立法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许多法律树立和保持其应有权威；相反，由于过分追求立法的数量，我国法律的质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许多法律都含有严重的权威瑕疵。因为，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都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种成全在一定限度上挽回了法律的一点“面子”之外，却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例。1987年9月5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该法在实施后还不到8年的时间里便已问题层出，不仅因其严重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而无法适应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迫需要，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8月29日对该法作出了修改，而由于这次修改的立法指导思想仍趋保守，导致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仍旧无法满足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又被迫于2000年4月30日对该法进行再次修改。这三次大的修改，充分暴露了我国立法质量的缺欠，也使得该法的权威性骤减，以致许多人都不仅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所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不以为然，且甚至不认为该法也是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也都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这无疑为有关机关的执法增设了许多障碍。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一部法律便被三易其稿，这种情况在我国当代立法史上并非特例，相反，它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实践中一种很为普遍以致许多人都习以为常的现象。这种的现象之普遍其实在我国现行宪法的变动史上也反映得极为明显，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颁行的，迄今已进行了数次修改，其中，在最近的一次修改——即1999年修宪的尘埃刚刚落定，人们对新宪法的内容才刚有初步认识的时候，新的修宪活动便伴随着“三个代表”在党政生活中的确立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甚至还专门提出了修宪建议。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法制日益重视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法律在适应性方面所存在着的严重缺陷。而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缺陷的存在，以致立法实践中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弥补其适应性不足的缺欠，而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广大公众对立法内容把握难度的增加，影响了人们对立法本应有的情感和信任，从而最终引诱发了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使得不少法律都缺乏本应有的权威。
二、变动性权威瑕疵的矫治途径：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实质是由于立法者对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关系的不恰当处理而导致的法律权威的一种病变。因此，矫正这种瑕疵实际上就是要求正确合理地处理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我国以往的大多数的立法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在强化了法律效能的同时，却也为法律带来了变动性权威瑕疵，从而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很不可取的。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这种做法必将以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而为我国的立法所摒弃。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都要求有高质量和健康权威的法律来保驾护航，探讨协调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关系的有效途径，谋求建立二者之间关系的最佳模式，以保证法律权威的有力发挥和有效维护，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矫治策略：
（一）适当发展判例法
判例是由一定司法机关（通常是最高法院）公布的要求本级或下级法院在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予以遵循的具有典型性或制作良好的判决。[3] 判例法是关于创制、借鉴并遵循判例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渊源，而判例法之所以能够并得以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一方面是由这些国家的法律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知道，法律是用以规制社会的，而社会具有不可逆转和阻挡的前进性。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的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重新打开。”[4] 所以，实践中需要有一种媒介来协调法律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弥合二者之间的这种“缺口”。而判例法由于本身具有一种成长机制，即：可以通过“法官用创制新判例的手段来修正或废除旧判例，用渐变的方式使法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5] 无疑是满足这一需要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有步骤的发展判例法，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制度，以此来平衡法律适应性与其稳定性之间的消长，防止并矫正由于内容的变动性而引发的法律权威瑕疵。
目前，我国尚无判例法，现行法律也未对判例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的某些做法以及理论上的探究实际上已经为判例在我国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及判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开创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如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在其《公报》中刊载一些典型性的案例以说明和解释有关法律条款的具体运用，而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也往往都会参考这些案例，某些案例由于被长期反复参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判例的主要特征，只是缺乏立法上的明确确认而已。此外，理论界对我国古代及国外判例制度的研究已日益成熟。这些都为判例法在我国的创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加强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指特定的机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理、立法意图与目的，以及语法对某一法律或某一法律规范所作的解答与说明。[6] 它是顺利实施法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最大限度协调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解决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法律权威瑕疵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解释的必要性首先是由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决定的。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将难以发挥其对人们行为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作用；而由于任何法律规范都不可能完善无缺，必然存在各种缺漏，为了弥补法律自身所必有的上述缺陷，就有必要对法律作出必要的解释。其次，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也是法律适应性的一个要求。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静止不变，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在法律不宜“朝令夕改”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来强化法律的适应性。可见，“法律解释在法律未作出修改或另立新法的情况下，通过结合新的情况对法律规范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既保持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又能适应已发展了的社会情况。”[7] 是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矫正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一个有效策略。当然，法律解释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即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进行，且必须与被解释的法律法规协调一致。除此之外，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无论运用何种方法进行法律解释，都还应当把握两条原则：一是要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二是解释的结果不能损害和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及统一性。[8]否则，这种解释将会对法律本身的权威造成更大的损抑。
（三）在具体法律中，突出基本原则的补充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也与我们对各类立法中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忽视有着很大关系。基本原则是法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部门法律体系中，都存在着围绕一定社会关系而抽象出来的法律原则。”[9] 这些法律原则可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10] 一般而言，法律作为一种比较定型的规范，是不可能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形规定得面面俱到、无一遗漏的。所以，实践中，有权机关在裁处具体问题时，经常会陷入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之中。在我国，这已成为法律频繁变动并进而产生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假如我们对各类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予以充分重视和有效利用的话，完全可以避免掉许多这样的尴尬，更可以有效避免对法律的许多不必要的修改。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基本法律原则作为“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对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足起着本能的弥补作用，它们是法律的内容之一，可以直接成为有权机关处理有关问题时的法律依据。而恰恰由于我们忽视了基本原则的这种弥补作用，对这些原则未能予以充分有效的利用，才导致了实践中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找不到直接法律依据的情况的大量发生，而这类情况的不断增多又使得修改相应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导致法律的频繁变动和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得找不到直接法律依据，只不过，传统执法和司法格式下所形成的不当思维使我们没有将基本法律原则也作为法律的内容之一来加以审视，从而导致这些原则逐渐被“冰冻”而最终成为纯粹纸面化的规范。）。当前，在我国现行各部门法律中，都有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原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原则，刑法中的罪罚一致原则，环境法中的预防为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预防和矫治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原则，今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都应当予以充分有效地重视和利用。
（四）提高立法的质量
法律始终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其作用主要是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律一般是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另一方面，法律也是对人们未来活动的一种预见性指导。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顺利进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关系急剧变动，各种新的矛盾不断涌现。总结性立法由于具有滞后性这一先天缺陷，必然会导致法律为了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进行频繁的废弃或修改，从而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其应有权威造成一定损抑。就目前来看，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在我国当代各类立法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立法大都是在“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这就使得上述立法质量不高，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适应性，以致立法者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成全其适应性。因此，在矫正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方面，治本之道应当是提高立法的质量，增强其科学性和预见性，使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以减少今后对其修改的可能性。为此，笔者以为，除应当加强相应立法理论的研究之外，应在我国大力提倡以专家立法为主的新型立法模式。当前，我国立法的质量普遍较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成熟和科学的立法理论作指导。所以，加强相关立法理论的研究便显得极为必要。此外，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也是制约立法质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是由国家的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尽管可以集思广益、有利于充分体现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但由于人大代表的层次参差不齐，许多人根本就不具备应有的学识，也不懂立法的实质性要求，导致立法的生命力不强，缺乏本应有的权威。而如果采用以专家立法为主的立法模式，由于绝大多数专家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深谙本行业的具体内情，且普遍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了解国内外相关的立法例，故而能够较好地保证立法的质量，防止法律产生变动性权威瑕疵。
当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矫正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立法工程，要真正实现法律具有健康的权威，仅有理论上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做多方面的实际工作。今后，随着理论界对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这一问题的逐步重视，我们在具体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方面必将会有更多抑或更可行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我国法律的质量必将会有较大的提升，法律必也将会以其健康和至上的权威而在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辨析

　　张喜亮 任连国


　　案例：
　　某IT公司经过产品研发阶段，终于取得了成果，并申请了专利投入市场。由于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公司调整的战略部署，裁减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成立了售后服务部，部分研发中心的人员转为售后服务人员。
　　洪某原是研发人员，对公司的调整产生反感，不愿到售后服务部上班，并找到了人力资源部理论。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洪某："你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就可以根据经营需要调整你的工作岗位，你应当服从，这是企业的用人自主权"。遂要求洪某立即到售后服务部上班。洪某觉得很委屈，不服从调动，公司以洪某不服务管理，构成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与洪某的劳动合同，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案例分析：
　　本案涉及到的是洪某工作岗位调动，劳动合同的变更问题。公司根据战略部署，调整了经营方针，裁减研发中心人员，转而成立了售后服务部。公司当然有权单方决定企业的经营方略，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毕竟涉及到了员工的切身利益，公司应当在与被裁减的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协商，取得将被裁减或转岗的研发人员之理解，那么，关于变更工作岗位的争议就可能避免。公司不顾研发人员的想法而单方行使决定权，势必产生劳动争议。从这个案件分析，公司经营战略调整，与劳动者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研发岗位人员富余，具体到洪某，其劳动合同无法再履行下去，存在着变更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公司依照法律有关规定解除与洪某的劳动合同也不违法。洪某不服从公司的岗位调整，公司与洪某就劳动合同变更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向洪某支付经济补偿金。该公司以洪某不服从调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从企业管理权的角度来认识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此处理此案，确实有过于生硬之嫌。拒付经济补偿金势必使纠纷升级为劳动争议而诉诸法律，与员工对簿公堂，无论如何对公司的形象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劳动合同变更行为较为普遍，如调整工作岗位、调整工资、工作地点的变动、工作内容的变动等等。一般来说，这些调动都是向好的方向变，如增加工资、调到劳动者住所附近的地点工作等，所以，也不常因此而产生劳动争议。劳动合同的变更使劳动者的收入、待遇、工作环境等等不如从前，则往往会挫伤员工士气发生劳动纠纷。那么，劳动合同变更，手续是什么，劳动合同法对策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下面结合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探讨一下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问题。
　　一、履行劳动合同应遵守全面履行的原则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受法律保护，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全面、如实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此进一步规定了全面履行的原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所谓"全面履行"，不仅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没有遗漏的履行义务，还要求适当履行。
　　由于劳动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性，国家对劳动关系的调整制定了诸多的规定，其包含了劳动基准法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等，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义务，否则将受到法律承担法律责任。从劳动者一方来看，劳动者不仅要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劳动义务，同时，还要达到用人单位对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要依法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对于员工未适当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依法或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或者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同时，法律对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的，付给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还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些来自法律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都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均须全面、适当的履行劳动合同。
　　当然，服从用人单位对劳动过程的组织管理，也是劳动者应尽的义务。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以为所欲为。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提供的劳动条件不符合约定标准，劳动者可以依法有权拒绝履行义务，并可以控告之。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范畴。
　　二、劳动合同变更及其原则
　　劳动合同的变更是指劳动合同依法订立生效以后，合同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劳动合同内容作部分修改、补充或者删减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劳动合同的变更应当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则。劳动合同的内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意，一经订立便受到法律的保护。劳动合同是劳动法律的延伸，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人们无法确定的预测将来发生的情况，所以，为适应变化无常的客观情况，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可以有条件地变更，即必须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时，法律又不是僵化的，为加强用人单位对劳动过程的组织管理自主权，法律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用人单位单方可以变更劳动合同，这些情况通常包括：
　　第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第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
　　第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的情形，主要是指劳动合同订立时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重大的法律事实的出现等等，如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或者是用人单位根据市场变化决定调整经营策略，撤销部分岗位、工种等，这些情形都属于原劳动合同因签订时所依据的客观条件改变的范畴，劳动合同也因此而发生变更。另外，此次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特别规定中，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可以对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进行变更，即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上述的案例便是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变更的情况。在以上三种情形下，劳动者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能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同时，在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变更的情形，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具备约定情形时，用人单位一方可能变更劳动合同。
　　三、劳动合同变更程序及手续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实操经验，变更应当履行劳动合同订立的程序，但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可能提出变更劳动合同的要求，办理劳动合同变更手续。提出变更要求的一方应及时告知对方变更劳动合同的理由、内容、条件等等；另一方应及时做出答复，否则将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有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其相关内容的，应当将变更要求以书面形式送交另一方，另一方应当在15日内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失败，原内容继续履行。
　　第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仍然需要由劳动合同职工当事人签字、用人单位盖章且签字，方能生效。劳动合同变更书应由劳动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同时，对于劳动合同经过鉴证的，劳动合同变更书也应当履行相关手续。
　　第三，对于特定的情况，不须办理劳动合同变更手续的，只需向劳动者说明情况即可。如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则不需要办理变更手续，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原合同的内容。
　　第四，劳动合同变更应当及时进行。劳动合同变更必须是在劳动合同生效后终止前进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对劳动合同变更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拖到劳动合同期满后进行。依照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即行终止，那时便不存在劳动合同变更的问题了，也很容易因此而产生争议。
　　四、劳动合同变更的效力
　　劳动合同变更是对劳动合同内容的局部的更改，如工作岗位、劳动报酬、工作地点等，一般说来都不是对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变更后的内容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往往不发生效力，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同时，劳动合同未变更的部分，劳动合同双方还应当履行。
　　劳动合同变更与劳动合同解除不同，劳动合同变更并不涉及到经济补偿金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劳动合同的变更对对方造成损失的，提出变更的一方应当承提损害赔偿责任。
　　五、关于支付令问题
　　作为劳动合同法的一个亮点，劳动合同法第三章劳动合同履行和变更部分，关于支付令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对劳动者保护的一项新的措施。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支付令即民法上的督促程序。支付令所反映的是，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存在给付金钱和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当事人双方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前提下，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催促债务人限期履行义务。这是一种非诉法律程序，其具有简易，灵活的特点，且经过法定期间后便具有强制性。这一规定，有利于劳动者在付出较低成本的情况下，快速的解决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纠纷。另一方面，法律还规定了支付令的异议程序，即用人单位只要在法定期间内向管辖法院提出书面议异，督促程序便会终结，且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操作实务上分析，督促程序虽然为劳动者快速解决工资支付争议提供了途径，但是其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