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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5 09:16:35  浏览:894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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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的决定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的决定
 
2005-12-02


为全面推进林业科学技术进步,努力提高林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使林业科技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和我国生态建设状况进入“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以后林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加强科技自主创新的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作出如下决定。
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1.我国林业科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实施科教兴林和人才强林战略,林业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科研工作在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的带动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刻苦攻关和锐意创新,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有效地解决了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林业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推广工作以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为载体,直接面向基层单位、广大林农和林业企业,大力推广应用最新科技成果和先进实用技术,为提高林业生态建设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林业标准化工作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骨架,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为补充的林业标准体系框架;以“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为代表的林业软科学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国家林业发展战略的确立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森林认证工作迈出了重要步伐;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科技工作为我国林业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加强自主创新是新时期林业发展对科技工作的迫切要求。加快林业发展,巩固并扩大生态建设成果,保障国土生态安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社会,对林业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打好相持阶段生态建设攻坚战,必须使整个林业工作的基点牢牢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但是,目前我国林业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适应林业加快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创新能力薄弱,技术储备不足,核心技术缺乏竞争力;科技成果转化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低;科技资源分散,配置严重重复,利用效率不高,资源共享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科技队伍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优秀拔尖人才尤其是中青年科技帅才、将才偏少;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条件能力建设滞后;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林业科技工作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等。尤其是在林业投资大幅度增加、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建设全面推进的情况下,科技储备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林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努力提高林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
二、林业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指导方针和总体目标
3.今后5年—15年林业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相持阶段林业发展对科技的迫切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首要推动力量,走中国特色林业自主创新之路,加快建设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升林业科技整体水平,推动科技兴林、科技富林、科技强林,为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推动林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4.林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原则。
(1)坚持全面依靠科技进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林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林业建设水平的中心环节。
(2)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对行业具有带动性的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3)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4)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拉动相结合,推动企业成为林业技术创新的主体。
(5)坚持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林业科技资源配置。
5.林业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
根据我国现阶段林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林业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强化创新,重点突破,优化配置,支撑发展。
强化创新就是要加强林业科技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提升林业科技自身发展水平和行业核心竞争力。
重点突破就是要集中力量在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加速林业跨越式发展进程。
优化配置就是要围绕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目标,促进林业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与资源共享。
支撑发展就是要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引领我国林业跨越式发展的主导力量,为夺取相持阶段林业生态建设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6.林业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初步建立起符合林业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和基本满足林业发展需求的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部分研究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0%。
到2020年,建立起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主要研究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以上。
三、全面建设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实施六项林业科学技术工程
7.加强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林业科技持续创新能力。按照科学布局、优化配置、完善机制、提升能力的指导思想,尽快建立国家林业科技创新体系。集聚优势研究群体和优势学科,形成一批国家林业科学中心,带动林业科技整体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采取灵活有效的机制整合区域科技力量,形成一批国家林业科技区域创新中心,提高区域林业科技的发展水平;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台站、种质资源库、科学数据库、科技示范基地和科技信息网络等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全面提升林业科技基础设施水平和利用效率。
8.实施六项林业科技工程,提升林业科技整体水平。围绕生物技术与良种培育、森林可持续经营、森林资源高效利用等林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集中力量组织实施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林业生物技术与良种培育、森林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林业生物产业发展、数字林业、林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等六项林业科学技术工程,以此为载体,选择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有带动性、标志性、突破性的重大科技项目,组织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域的科技协作与攻关,尽快突破长期制约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特别是力争在林业生物技术、生物质能源、新材料技术等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取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提升林业科技整体水平。积极鼓励自由探索,支持专家在林业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科学前沿开展研究工作。
9.增强林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夯实林业技术储备基础。充分发挥中央、省级林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在人才、信息、仪器设备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通过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实施,使其成为林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战场,逐步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或区域科技创新基地,增强林业技术储备。加强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农业、水利、气象、环保等行业有关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
10.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林业企业市场竞争力。通过建立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发展各类林业科技中介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支持和引导林业企业建设各类研究开发机构或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技术联盟,切实增加科技投入,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和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尽快在关键领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和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机制,增强企业的技术集成与产业化能力,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提高林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加大林业科技推广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力度,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1.加大林业科技推广力度,全面提高林业重点工程建设水平。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有针对性地遴选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到林业生产第一线进行组装配套和推广应用,努力提高林业生产建设的科技含量。林业重点工程实行技术目标制、技术责任制和技术考核制,真正做到工程建设与技术推广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和同步验收。加强林业科技示范区、示范点、示范基地建设,通过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有效整合,强化技术的优势集成和组装配套,发挥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林业科技显示度。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组织广大科技人员深入林业生产第一线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应用科技成果。
12.加强林业高新技术开发,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围绕国家目标和林业产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大研究开发力度,在林木(包括竹藤花卉)种质创新与资源培育、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新材料、林业绿色化学品、森林生物制药与生物制剂、林业信息技术和高技术装备等方面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和名牌产品,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集中优势创建一批富有活力的林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化示范基地,加快林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促进林业产业的合理布局,形成一批以林木新品种与种苗培育为基础,技术创新为动力,精深加工为先导的林业生物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实现林业高技术产业聚集效应和区域经济规模效益。
13.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技术推广法》,建立和完善新型林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强市(县)级林业科技推广机构的能力建设,做到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示范基地。乡镇林业工作站要强化科技推广职能,配备专职技术推广人员。扶持发展基层林业技术推广专业服务组织。调动林业科研院所、企业、各类院校和各级学会、协会参与科技推广的积极性,形成中央、地方与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专业性队伍与社会化服务组织相结合的新型林业科技推广网络。
五、加强林业标准及质量监督工作,保证林业生态建设质量和林产品的质量安全
14.加强林业标准化工作,保障林业建设质量。积极推进标准战略,紧紧围绕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快林业生态建设和林产品标准制修订步伐,建立健全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组成的,覆盖林业各个专业领域的林业标准体系。实行分类指导,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共同开展林业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制订工作。强化林业标准的实施工作,充分发挥林业标准化示范县(区、项目)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真正做到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按标准设计、按标准施工、按标准验收,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15.加强林业质量监督与检验检测机构建设,建立健全林业质量监督体系。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建立健全林业质量监督与检验检测机构,加强林业质量检验检测人员队伍建设,提高质量监督与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林业生态工程质量监理工作。实施林产品质量监测制度,加大对林产品、林木种苗、花卉和森林食品,特别是涉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林产品质量的监督力度。强化外来有害生物检验检疫,推行质量标志管理,确保生态安全和林产品质量安全。
六、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林业分类经营要求的林业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6.继续深化林业科技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林业科研机构分类改革,针对不同类型分别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于经改革后确认按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管理和运行的林业科研机构,按照“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要求,以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机制为重点,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成具有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基地。对于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开发类科研机构,推动其向科技型企业转制,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管理和运行。林业科技中介机构要积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逐步形成体制合理、机制灵活、制度健全、竞争有序、诚信经营和服务专业化、发展规模化、运行规范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17.明确分工,加强协作,优化林业科技资源的配置。国家级林业科研单位以林业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重要公益研究领域创新活动为主,围绕国家发展目标,着力解决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努力提升林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核心竞争力;区域性和省级林业科研机构,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主要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林业科技问题,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研究发展中心;地(市)县级林业科技机构,以技术推广为主,主要开展科技成果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学科和人员结构及布局,实现林业科技资源在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产业化三个层面上的有效配置和综合集成。积极鼓励、引导林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之间的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协调一致、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的机制。
18.以人为本,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的原则,以完善全员聘用制为核心,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和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继续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力度,真正做到按岗位定酬、按业绩定酬,实现关键岗位高收入、一流业绩一流收入,切实建立起有利于促进科技人员大胆创新、刻苦攻关的激励机制;积极探索科技成果入股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办法;进一步完善奖励制度,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予以重奖。改革和完善科技评价体系,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和科技活动,建立相应的评价办法、指标体系和评价监督机制,营造自由探索、平等理性、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实行科技信用管理制度,建立踏实严谨、守法诚信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鼓励和约束林业科技人员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任务。
19.鼓励林业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和开展技术服务。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林业科研单位要在进一步落实国家有关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大力倡导和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生产第一线去,带头创办、联办科技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活动,并为他们创新创业提供宽松环境和必要条件。允许科技人员在带动、帮助林业生产单位和林农富裕起来的同时,从中得到合法的经济报酬。
20.加强林业科技计划管理,提高林业科技工作质量。进一步完善林业科技项目立项制度和管理机制,更好地解决林业生产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技术,促进科技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完善项目合同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积极鼓励和倡导林业科研、推广单位与生产单位及企业的联合,支持多元主体共同承担林业科技项目,加快成果转化,提高科技贡献率。逐步推行林业科技项目招投标制。进一步加强各级各类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和跟踪管理,提高林业科技工作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导向作用,全面落实专利战略,提高项目研究的起点,切实避免低水平重复。
七、加大林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建设高素质林业科技队伍
21.加大优秀拔尖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设立林业科技人才专项基金,组织实施“312”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即:到2020年,培养和吸引30名学术技术带头人,1000名科技新秀,培养和稳定20000名左右基层技术骨干。通过加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和重大项目(课题)的实施以及国内外进修、培训等多种有力措施,培养造就一批科技帅才和将才,特别是两院院士及世界林业学科前沿领域的领军人物、战略科学家。切实加强基层实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其整体素质和业务技能,使其在林业建设第一线充分发挥作用。高度重视林业科技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高青年科技人员在林业科技项目组的比例。
22.完善林业科技人才使用和引进政策,促进人才交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从项目、经费、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吸引、留住和用好优秀林业科技人才。不断完善各类人才的评价和使用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为各类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特别是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快速成长创造条件。建立协调机制,疏通各类人才之间的流动渠道,鼓励东、中、西部林业人才的对口交流,有效缓解西部地区人才短缺问题。
八、进一步扩大林业科技对外开放,积极推进林业科技与国际接轨
23.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林业科技国际竞争力。继续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不断拓宽我国林业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领域和渠道。鼓励参与全球及区域性的深度科技合作,强化与世界知名林业科研机构、大学、跨国公司的合作,密切跟踪国际林业科技前沿,在积极引进并消化吸收国外林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强化自主创新,扩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提升我国林业科技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积极鼓励并支持科学家进入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中任职。
24.建立和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森林认证、林业生物安全管理等技术体系,积极推进林业科技与国际接轨。建立健全国家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测试机构、代理机构和信息网络,提高林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技术检测水平。积极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标准指标体系研究,尽快建立符合国情林情、与国际接轨的森林认证体系。建立严格的林业外来物种引进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使林业生物安全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九、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增加林业科技投入
25.增加林业科技经费总投入,保障林业科技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林业科技经费投入增幅高于同期林业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并优先安排。建立林业科技经费核查制度,对没有按一定幅度增加科技经费的地方林业主管部门,上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在资金和项目上对其进行调控。地方林业部门承担国家和省部级林业科技项目的,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按不低于1:1的比例配套经费。在项目中期评估和验收过程中要将配套资金落实情况作为重要指标,对没有落实合同要求配套经费、弄虚作假、缺乏信誉的林业科技项目承担单位,暂停其申请新的林业科技项目的资格。
26.落实林业重点工程科技支撑专项经费,促进工程顺利实施。进一步落实在林业重点工程中安排不少于3%的经费用于科技支撑的措施,持续稳定地加大投入力度;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争取相关支持,确保科技支撑配套经费落实到位。在积极争取投资的同时,各级林业科技、计划、生产、工程管理等部门要相互配合,认真落实“慎用钱”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事,强化项目管理和会计监督,确保科技支撑经费安全、有效、规范运行,真正发挥应有的投资效应。
27.实施激励和扶持政策,建立多元化林业科技投入机制。要充分发挥市场投融资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作用,运用补助、贴息等优惠政策和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入林业科技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对林业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资金用于林业科技工作。林业企业要从提高核心技术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出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年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最终形成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自筹、风险投资、合作研究开发和国际资助等在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林业科技投融资体系,多渠道增加林业科技经费。要完善林业科技资金管理办法,探索建立林业科技资金部分有偿使用机制,提高林业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十、加强对林业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相关措施
28.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林业科技工作。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关于加强新时期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对林业科技工作的领导,把科技兴林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林业科技发展规划纳入林业总体规划组织实施,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科技兴林战略。坚持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实行林业科技工作目标责任制,将科技兴林工作列入林业主管部门年度考核指标,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科技管理部门建设,健全管理机构,配备精干管理人员。
29.建立林业重大项目科学决策机制。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立和完善各级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组织。坚持林业重大问题和重大建设项目必须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程序和方法,依靠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科学论证,按科学规律办事,提高决策水平。
30.强化林业科技宏观管理和行业指导。各级林业科技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推动管理创新,促进林业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为促进林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提高林业科技整体水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有利条件。要加强宣传,主动协调,主动服务,集成各方资源,壮大林业科技实力,建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具有地方特点的技术创新机制。注重林业行业科技活动信息的采集、数据积累和共享,提高林业科技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和信息化水平。建立林业科技管理行业考评和奖励机制,充分调动林业科技管理工作者的积极性。
进一步加强林业科技工作,是贯彻落实科教兴林战略,推动林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认真落实国家关于科技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勇攀林业科学技术高峰,努力提高林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山川秀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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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权在我国之探析
——以《公务员法》第54条为焦点

杨静 魏迪*
本文刊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杨静(1976—)女,四川成都人,法学硕士,律师,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魏迪(1981—)男,江苏徐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公务员法》第54条有关公务员的抵抗权的一般规定意义重大。文章先对该条款的产生过程与含义作一简要阐述,接着述说了抵抗权作为西方国家一种基本权利的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着重从规范分析的向度论述了我国行政法上的抵抗权,并认为公务员依法不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最后提出了确立我国有效并且完善的抵抗权制度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公务员法》 抵抗权 明显违法 行政相对人

一、引 言
在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将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毫无疑问将成为我国今后人事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律,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纳入科学化、法制化轨道。其出台是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意义重大。该法有较多创新之处,比如“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引咎辞职”等制度首次纳入法律视野。笔者在这里主要想就有关公务员的“抵抗权”的创新规定谈一些管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侧重于运用规范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此问题予以阐述。

二、《公务员法》相关条款释义
在之前的《公务员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但是由此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与争论。因为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完全服从说、完全不服从说和相对服从说各领风骚数十年!究竟公务员可否对上级领导的决定和命令说“不”?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说“不”?当时的很多意见认为草案中的规定过于绝对。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比较中肯的。对于上级命令只讲执行,不提建议和意见,不仅削弱了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上级决策进行纠错的机会,难免有造成不良影响之虞。针对这一意见,全国人大相关机构经过权衡,决定将“对抗”改为“拒绝执行”,通过后的《公务员法》第54条则这样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从两个方面明确了公务员的责任:一是提出“纠错”而没有被上级接受,公务员也应当立即执行;二是如果盲目唯上,执行了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在2005年4月27日《公务员法》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述说,公务员有一个特性,就是要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这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发挥公务员高效的要求。鉴于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所以“《公务员法》没有从正面规定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可以拒绝执行,但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与命令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公务员可以不执行违法的决定与命令。” 因此对于上级明显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明显违法作出的决定或命令,可以拒绝执行。一般来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如果认为上级作出的决定或命令有错误:存在失当或不正确、不合适的地方,也包括违法的,公务员就有权向上级提出来要求改正或者撤销。如果上级不改变决定和命令或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还是要服从,但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上级负责,执行这个任务,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明显违法,有些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说公务员——就连一般老百姓都明知其是违法的,比如说走私、刑讯逼供、做假帐、逃税等严重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如果公务员此时执行了的话,除了下命令的负责人、上级依法承担责任外,执行的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反面来说,也就意味着公务员此时有权拒绝执行。这也就是其他法律在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时候,经常有这么一句惯例的话: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都要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就是指上级,直接责任人员就是指直接做事的公务员或当事人。

从李飞主任的解释我们可以推知,《公务员法》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基本采纳了“相对服从说”,赋予了公务员以一定程度的抵抗权。针对第54条公务员可向上级说“不”的规定,应该说从草案中的“完全服从说”到通过后的“相对服从说”,这样的规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三、抵抗权的含义、流变与意义
学理上所谓的抵抗权,本是西方政治和宪法意义上的一个专有概念,特指公民拥有的对于统治者以不正的法律侵害、压制其人权,于必要时可以对由国家法律所产生的义务,采取不服从以至抵抗的权利。人类的抵抗精神源于对霸权(hegemony)压迫的反抗,也因为抵抗运动或革命前仆后继地发生,才得以写下近代宪政史上追求人权保障的感人篇章,从而确立了抵抗权成为超越宪法的一种基本人权的崇高地位。就其政治学基础而言,公民的抵抗权来源于天赋权利、社会契约论等自然法思想。众所周知,西方悠久的法治观念是在深厚的自然法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自然法思想的要旨在于,成文法要符合神意或体现正义的自然法。在自然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成文法持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态度,正是这种可贵的警惕态度,使反抗暴政的权利成为每个公民依据自然法而取得的天赋人权。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权是政府与人民签订社会契约的结果。如果政府权力的行使违背了人民设立政府的本来目的,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来抵抗政府的抵抗权,对政府造成一种压力;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障自由,即保障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不尊重基本权利甚至滥加侵害的话,人民自然可以对其予以反抗,以保障其源于自然法的天赋人权,维持自己的主权者的地位。

有关抵抗权其实经历了“起源——传播——发展”的过程,并且大致可分为政治意义上的抵抗权、宪法上的抵抗权和行政法上的抵抗权几个层面。 最早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是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权宣言,而相隔不到半个月的美国《独立宣言》则这样规定:“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同年公布的马里兰州宣言也对抵抗权作了相应规定。1789年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当然,鉴于当时的情势,这种规定更多的在于其政治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些规定奠定了后来的抵抗权发展的基础。而《人权宣言》的规定与精神已然被现行的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所确认。后者在序言中明文规定:“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从而严肃地表达了对人权的至爱。按照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71年在“结社自由案”中所确立的“合宪性规范体系”,《人权宣言》所宣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构成宪法的一部分,任何主体的行为都不能置于其之上,否则将被视为违宪。 而且法国学界亦基本一致地认为,抵抗权作为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的权利,已经深深的刻在了广大民众的心底。在196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七次基本法修正案中,增订了第20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任何意图排除基本法第1至3项之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程序时,任何德国公民皆拥有抵抗权。

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本意是允许公民为保护自身基本权利、维护宪法秩序和防止政府专制,在特别必要时可以反抗专制的法律、抗拒国家机关的违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对抵抗权的行使要件加以一定限制的话,则法律的安定性和国家的稳定与权威就有被破坏之虞。但是,在有关抵抗权之行使要件的问题上历来观点不一,产生了众多纷纭与争议。比如在德国即有宪政秩序之公然侵害论、后果成功论、全面排除论和最后手段论等等众多学说意图对此予以解说。近来在德国基本将“抵抗权”仅作为“保持或回复法秩序之紧急之权”,其实施要件是,抵抗权所欲排除之非法行为必须已显然可见,而且为了排除非法,并无其它可预见之有效法律救济手段可资利用,才得运用抵抗权作为保持或回复法秩序之最后手段。 显然,该种要件为抵抗权的行使设定了比较严厉的限制。正因为此,使得德国“基本法虽然承认这个权利之存在,但距今整整二十年,却未有一个有关人民援引的抵抗权案件,获得联邦宪法法院之认可。” 实际上,在西方那些较为成熟的立宪主义国家,基本权利一般已经得到较为满意的保障,故一般情状下实施抵抗权并无必要,因此抵抗权在实践中也并不多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在价值层面的重大意义。


四、我国行政法上的抵抗权
前面所述基本上是政治意义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抵抗权,而且由于其牵涉到敏感的国家政治问题,致使其在实践中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流转到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抵抗权时,却会发现别有一幅图景!不容否认的是,行政法上的相对人的抵抗权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宪法上的公民的抵抗权,只是二者的内涵、外延和作用的领域有些许的区别罢了。因此将行政法意义上抵抗权视为前者的变换形式似乎也未尝不可。时下,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在许多国家已经通过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实践。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是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安身立命的直接基础。正是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或当然无效,行政相对人才得以享有行政抵抗权。“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赋予人们直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判断,公开无视和抵抗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 当然,这里涉及到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这个在学界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立法例都基本上偏向于有限公定力说,可以说后者已然成为我国的通说。 而这一点与德国、日本等成熟的法治国家相类同。对于如何判断无效行政行为,国外多采“重大瑕疵与明显瑕疵” 的标准,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也倾向于这种标准。 而从《公务员法》第54条也可以看出,“明显违法”的用语采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标准。

综观我国的法律规范可知,其实早已有法律对抵抗权有了规定,只是这些规定比较分散,大都见之于一些比较专门的法律规范当中。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2条规定:“ 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 第33条:“ 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而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56条则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2001年修正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9条、2002年施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9条规定等都对此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

可以看出,前述几部法律规范主要是对行政相对人——警察只是一个特定部门、行业的公务人员——的抵抗权而作的规定,而这次《公务员法》第54条则将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扩大到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群体,在这方面显然比以前的法律更进一步。但是对照一下《人民警察法》的前述条款与《公务员法》第54条可以看出,二者的结构与含义大致相当,后者主要是将人民警察这个主体扩大到一般的公务员这个群体,因此应该不能否认对前者的借鉴与采纳。抵抗权之行使方式,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不服从和实力抵抗两种。前者是指依照平时的法律,负有服从义务的国民——尤其是公务员,可以不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实力抵抗则是积极采取反击及抗拒等行为来抵抗。 从法律规范本身来说,在第53条的有关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十六项纪律中赫然写着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后又在第54条规定了抵抗权条款,从先后顺序来看,可以推知抵抗权条款正是针对该款纪律规定所作的特殊规定。按照“特别规范的效力优于一般规范”的原理可知,在出现这类特殊情形时,应优先适应第54条。根据第54条,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异议,但是执行与否则取决于上级的意思。而该条的但书条款“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则还是有比较多的曲折含义在里面。对于法律条文采反面解释,则如果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未向上级提出改正或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而径直执行的,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法条中的“可以”,事实上也是一种义务,已经包含了“应当”的含义在里面。 该条款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必须予以反对、不执行。否则,其本身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对于公务员行使这种权利与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的关系,因为公务员并非行政相对人,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而发生意义的,所以不能把其行使该种权利勇敢地直接等同于相对人的抵抗权。但也并非毫无关系,笔者认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会一定程度上代替人民行使部分抵抗权。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的观点可以知道,其职责即是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公务员通过什么途径为人民服务呢?根本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服从上级的职务命令与决定,做好本职工作。我们知道,法律规范一般是较为确定的,而上级的职务命令或决定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问题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在于并不能保证命令或决定全部是合法的。一旦上级的命令或决定是违法的,下级公务员如何处理就是个值得关切的问题。当然,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逻辑,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是职务上的服从而非身份上的服从,故公务员应当选择依法不服从上级的违法命令与决定。下级公务员也只有作出这样的选择,才从本质上符合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一做法实际上只是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公民行使了抵抗权。之所以强调其仅仅是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这里面存在这样的细节:公务员对于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已经提出了异议,但是上级依然强烈要求执行的,则此时公务员应该如何权衡处理则是一个问题。执行了就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执行则要承担上级的压力,有把与上级的关系闹僵之虞,公务员此时的处境的确进退维谷,颇有些哈姆雷特问题的韵味: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个问题!这里自然会有一个利益博弈与选择的过程。因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体制下,下级公务员倘若与上级关系处理不好,无疑对其自身在单位的发展极端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因此公务员在这种情形下究竟会如何选择则还是一个不能够莽然推测的问题。 按照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务员虽然是公民的政治代理人,但是由于其自身经济人的特性,使得政治行政过程必然也同市场过程一样表现为交易性质。公务员会利用这一过程实现自己个人或小集团效用的最大化,而对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倘若公务员最终选择了依法不执行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则他肯定是经过了将自己的利益在依法不执行命令或决定和服从上级违法的决定或命令之间作过权衡的。公务员在利益博弈之后决定不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也顺带着起到了代替人民行使抵抗权的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由于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公务员依法不服从上级违法的命令或决定也就是服从了人民的意志,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存在着公务员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的过程。而这里并不能一概完全地否认公务员有违法服从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或决定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在利益博弈中,只要哪种行为成本小、于己身收益大,则行为人一般就会选择哪种行为模式。 当违法的成本小于守法的成本时,选择违法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不能否认利他主义和公正无私的存在,但对于大多数凡夫俗子而言,很难做到这点。在制度约束不够强的情况下,公务员必然作出“寻租”行为,即以自己掌握的权力做交易,换取其他利益;在有可能影响自己前程和官位的时候,接受上级的压力。 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众多机关工作人员与领导坑瀣一气的事例就可知晓笔者的观点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些论者认为公务员代替公民行使部分抵抗权,对于违法命令不予服从具有诸多积极的意义:(1)可以使行政管理中一些错误的决策和决定止于执行者,在行政机关内部就得到消化和解决。(2)可以使公众免受违法命令的直接侵害,合法权益得到保障。(3)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维护社会稳定。(4)有利于树立国家机关的权威,保障行政管理职权的顺利行使。 但是基于前面所说的原因,笔者对此并不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因此如何在此基础上设计更为有效的约束制度,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余论:任重而道远下的期盼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宪法还没有赋予公民以抵抗权。我国宪法典第41条尽管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能说是公民的抵抗权。同时由于我国宪法时下的特殊遭遇, 使得就连这些规定在实践中也很难操作。虽然如前所述,我国一些法律规范也规定了相对人的抵抗权,但是由于比较分散、凌乱,缺少比较统一的规定,因此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制度。该种模式被有些论者概括为存在三种不足:一是由于分散的规定致使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制度;二是仅限于赋权性规范,而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三是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

这次作为我国人事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律的《公务员法》第54条将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扩大到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群体,在这方面明显比以前的法律更进一步。当然,作为《公务员法》的重要条款,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采取的态度,不能仅仅落脚于可否说“不”上,还应该甚至主要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前提条件、权利义务、配套细则、救济方法等方面,以便进一步予以细化和完善,从而保证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切实可行。比如对于何谓明显违法的决定与命令——尽管走私、刑讯逼供、做假帐、逃税等可以比较清晰的辨认出来,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处于明显违法与不明显违法的边缘地段的决定与命令,此时如何分辨则还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也给公务员自身带来了辨别的风险与责任,在这些情形下,如何更好地确定公务员的权利界限与责任,则还是一个未明确的课题。抵抗权制度在我国倘若真正得以有效的确立并完善,则可谓向建设法治国家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1年第5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1年第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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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4月23日报告非洲的布基纳法索、贝宁、中非、乍得、埃塞俄比亚、尼日尔六国爆发流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与世界卫生组织2月17日报道相比较,近两个月来,爆发流脑的国家增加了3个,报告病例明显增加,其中布基纳法索、贝宁、埃塞俄比亚三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病人数已经超过去年的总数。布基纳法索:报告病人10897例(去年3178),死亡1525人(去年647)。贝宁:报告病人7532例(去年1326),死亡300(去年89)。埃塞俄比亚:报告病人4138例(去年855),死亡242(去年33)。为防止流脑传入我国,保护前往上述地区人员的健康安全,现公告如下:
1.来自上述国家流脑流行疫区的旅客,如有发烧、头痛、恶心和呕吐、颈项强直,皮肤粘膜瘀斑等症状的,入境时应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其采取控制措施;入境后出现上述症状的,应当立即就医,并向医生说明近期曾前往国外流脑疫区的旅行史,以便及时诊断和治疗。
2.前往上述疫区的出境人员,应向当地检验检疫机构了解有关地区的流脑疫情,必要时,可进行流脑预防接种或预防性服药。如在国外发现流脑症状,也应当立即就医,及时诊断和治疗。


2001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