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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熊碧华与杨万福婚姻纠纷一案的处理意见的电报答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1 01:15:31  浏览:891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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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熊碧华与杨万福婚姻纠纷一案的处理意见的电报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熊碧华与杨万福婚姻纠纷一案的处理意见的电报答复

1985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5年10月11日的电报请示已收阅,关于熊碧华与杨万福婚姻纠纷一案,经我院研究,同意你院意见。即熊碧华与杨万福于1982年5月16日经巴青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送达后,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即具有法律效力。此后杨万福与熊碧华的同居属于非法的同居行为。杨万福与曾令萍于1985年3月登记结婚,不构成重婚罪。对建议那曲地委给杨万福的党纪政纪处分的严肃处理,本院认为也是恰当的。

附: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杨万福与熊碧华离婚一案的请示报告 4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现将杨万福与熊碧华离婚一案的请示报告如下:
申诉人:熊碧华,女,汉族,现年34岁,系四川省邻水县九龙区人,于1983年从西藏巴青县内调后,被分配到四川省邻水县城关食品站工作。
被申诉人:杨万福,男,汉族,现年37岁,大专文化程度,系甘肃省永昌县人,现住西藏那曲地区文部办事处副书记。
一、案情
杨、熊于1980年2月12日经人介绍自愿结婚。1981年1月12日熊生育一女孩。婚后双方感情尚好,有时因家庭琐事有吵闹的现象。1982年5月16日上午,熊以双方性格不合,自己身体不好,要求内调并不影响杨的工作为由,向巴青县法院提交了离婚诉状,杨在诉讼状上也签了字,同意离婚。巴青县法院简单地作了调解未能和好。在未查明双方离婚的真实原因的情况下,于当日下午草率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调解书。事后县法院将调解书让杨转交一份给熊,熊看后当场将其撕毁,但双方当时未向法院提出不同意见。
1985年4月11日,熊从四川邻水县来那曲得知杨于今年3月19日与农村女青年曾令萍登记结婚,熊以与杨是合法夫妻,杨犯了重婚罪为由,向那曲中院提出申诉。
那曲中院到巴青县,四川省邻水县熊的所在单位及家乡进行了全面地调查了解。现查明:
1.杨、熊当时为了内调到四川,生第二胎不影响杨的提级提干,欺骗组织和法院,隐瞒了熊怀孕两个多月的真实情况,搞假离婚。熊1982年11月30日生下第二胎。
2.杨、熊离婚后,在巴青县虽分居,但晚上还一块同居,特别是杨于1983年11月15日至1984年7月8日去熊的所在单位休假,共同生活达8个月之久,致使熊怀孕刮胎一次,杨拿钱给熊家添置了电视机、电风扇,大衣柜等大件家具,对双方家庭老人赡养、小孩管理均好。
杨1985年1月给熊写信称,断绝关系。后与曾令萍于同年3月19日登记结婚。
那曲中院认为,杨、熊欺骗组织,隐瞒女方怀孕的真实情况向巴青县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巴青县法院草率调解双方离婚,但在法律上是有效的,离婚后杨、熊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两年零七个月之久,女方家乡群众认为他们是未离婚的合法夫妻,杨、熊已构成“事实婚姻”,杨又与曾登记结婚,杨已构成重婚罪。故解除后妻,维持前妻。那曲中院向我院审判委员会汇报后经研究认为:杨构不成重婚罪。杨、熊调解离婚法律上是有效的。后杨、熊行为属于非法同居建议地方给杨党、政纪严肃处理。现那曲地委同意我院意见,并初步决定首先让那曲中院裁定明确有关第一个小孩归宿等事项,对杨撤销文部办事处副书记职务,党内警告处分。取消在1982年所调的一级工资,扣回所发的工资。
以上意见我们拿不准。妥否,请速审示。
198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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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废止)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现发布《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白清才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屠宰税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税制改革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屠宰(或收购)猪、羊和食用牛、马、骡、驴、骆驼等牲畜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屠宰税的纳税义务人,都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屠宰税。



第三条 屠宰税的征收与税率:



(一)凡专营或兼营收购猪、羊和食用牛、马、骡、驴、骆驼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收购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包括各种运杂费、手续费)计征;没有支付金额的,可按实际销售收入计征,税率为3.5%。



(二)农民和集体伙食单位屠宰自养自食的牲畜,按头(只)数定额征收屠宰税。具体征收定额如下:



(1)生猪每头定额5元;



(2)羊每只定额1.5元;



(3)牛和食用马、骡、驴、骆驼每头定额7元。



农民自养牲畜的自食多余部分到市场出售的,凭缴纳屠宰税凭证不再征收屠宰税。集体食堂宰杀购进的牲畜,一律按购进支付金额缴纳屠宰税。



(三)凡经营肉食的单位和个体户经营的生肉,不能提供屠宰税缴税凭证的,税务机关可以直接按生肉销售收入征收屠宰税。



第四条 以下情况免征屠宰税:



(一)军队自养自食屠宰的牲畜;



(二)信仰伊斯兰(回)教的群众凭当地乡政府出具的证明在伊斯兰教的尔代、古尔帮(即宰牲节)、圣祭三大节日宰杀供自己食用的牛羊;



(三)五保户、残疾人、烈军属和国家救济的贫困户自养自宰的牲畜(包括销售自食多余部分)。



对上述(一)、(二)项出售部分,仍按销售收入征收屠宰税。



第五条 屠宰税由所在地方主管税务机关征收。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代征。税务机关委托或指定的代征屠宰税的单位或个人,可从代征屠宰税额中提取3%作为手续费。



代征税款解库日期,由各县(市、区)税务局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代征单位(或个人)应由主管税务机关发给完税证,并按月将凭证领、用、存情况表册连同完税凭证存根报送税务机关核销。



代征单位(或个人)应设置代征税款专帐,以备查核。



第六条 凡专营或兼营屠宰牲畜的单位或个人(屠户、肉铺、肉摊、肉架)均应于开业前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已开业未登记的应当补办税务登记,歇业或者转业的应当分别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



第七条 凡专营或兼营屠宰牲畜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屠宰牲畜前向税务机关或代征单位(或个人)申报;宰杀的牲畜,经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并依法缴纳屠宰税后,由税务机关发给完税证。



为了便于保护耕畜、种畜、幼畜,防止病畜、母猪、种猪肉流入市场,加强对屠宰税的征收管理,各地市场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在城乡牲畜集中的地方设置屠宰场或者屠宰点集中宰杀。屠宰场点管理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屠宰税征收管理工作的实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地方税务局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以前本省有关屠宰税的规定同时废止。




刑法哲学的又一力作

2001年1月5日 10:25 刘仁文

自从1992年陈兴良教授出版《刑法哲学》一书以来,刑法哲学日益成为一方成果斐然的研究领域。曲新久教授新近出版的《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精神与范畴》),无疑又为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亮点。通读该书,深感作者经过十年磨出此剑,确实是厚积薄发,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作者认为,刑法哲学研究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展开:首先,研究刑法的精神。刑法的精神根植于人性之中,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历史之中,根植于民族精神之中,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特点,思想前人的思想,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刑法精神。其次,研究刑法的实体范畴。实体范畴是实在化了的刑法精神,没有实体范畴的存在,刑法的精神也就失去了依托。第三,研究刑法的关系范畴。关系范畴不仅将刑法的精神与实体范畴联系起来,而且也将各实体范畴彼此联系起来,还将这些范畴与刑法之外的东西尤其是立法与司法联系起来。

按照以上思路,作者进而将自由、秩序、正义、功利归结为刑法的四大基本精神,将犯罪、犯罪人、刑事责任、刑罚归结为刑法的四大基本实体范畴,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主义归结为刑法的四大基本关系范畴,全书就围绕着这12个问题分10章展开。

在前面两章里,作者首先以“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为题,对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与控制、个人自由的刑法保护与保障以及如何实现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统一加以研究,然后以“刑法的正义原则与功利目的”为题,探讨了正义与功利之间的“更为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接下来的四章,即第三章“犯罪”,第四章“犯罪人”, 第五章“刑事责任”,第六章“刑罚”,作者分别对犯罪的定义和构成要件,犯罪人的基本含义及其本质属性、犯罪人的分类,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刑事责任的本质、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范围及其实现、法人刑事责任,刑罚的本质、功能、目的和刑罚的体系、种类等一一作了考察。最后,作者用四章的篇幅集中对“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主义”等刑法的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辨析。

刑法学研究曾被认为是部门法研究中最为发达的学科之一,但也有清醒人士指出:“我国的刑法学可能是‘基本问题’最多的学科之一。”(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确实,面对表面繁荣的刑法学研究和汗牛充栋的刑法学著作,只要我们稍一深入,就会发现许多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并没有解决,有感于此,笔者毫不掩饰对〈〈精神与范畴〉〉这类刑法哲学著作的欣赏与偏爱。刑法学者并不需要个个都成为哲学家,但如果连一点哲理的思考都没有,那肯定就成不了有批判能力的刑法学者,而“失却了批判能力的法学家,即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限于篇幅,上述对〈〈精神与范畴〉〉的简介难免挂一漏万,而评论更不可能展开,读者诸君若能亲自去读一下原文,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