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办法（试行）》的通知
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府
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办法（试行）》的通知
曲政发〔2002〕7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中央、省属驻曲单位：
《曲靖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
二00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曲靖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行为,维护物业管理单位及业主、承租人、使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物业管理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曲靖市行政区划内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行为。
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是指物业管理单位接受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物业产权人、使用人的委托，对物业管理区域（以下简称小区）内的建筑物及其设备以及共用设施、绿化、卫生、交通、治安和环境容貌等开展日常维护、养护和提供其它相关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三条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应遵循合理、公平与房屋所有人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并按照企业资质档次和收费资格等级、服务质量优劣等因素实行有偿服务。
第四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是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的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制定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并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物业管理的行业管理部门，对物业管理单位的服务实施年度考评，每年考评一次，由业主无记名投票，考评结果满意率达不到80％的，降低一个档次收费，达不到50％的，取消物业管理资格和收费资格。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属经营服务性收费。根据所提供服务的性质、特点和有关规定，分别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包括综合服务费、车辆在小区内场地占用费、公众性代办服务费、特约服务费。具体分类及价格管理形式如下：
（一）安居房、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住房的综合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小区内学校、幼儿园、高档住宅、别墅、写字楼和空置房的综合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小区内车库、铺面及社区服务站点的综合服务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 车辆在小区内的场地占用费，实行政府定价。
（三） 公众性代办服务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四）特约服务费，除带有强制性的收费外，实行市场调节价。
（五）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项目，由委托服务方和提供服务方协商议定收费标准。
第二章 综合服务费
第七条 综合服务费的构成及服务内容：
（一） 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
（二）共用设施、设备日常运行、维修及养护费。服务内容包括：小区内道路、停车场、室外照明、楼道、消防、室外供排水、上下管道、明暗沟、沙井、围墙、垃圾投放等设施的维修、养护。
（三）绿化管理费。服务内容包括：小区内花草树木、园林小品及附属设施的维护、养护。
（四）清洁卫生费。服务内容包括：小区内道路、停车场、庭院、楼道的清扫，垃圾收集掏运，屋顶或地下二次供水池清洗，化粪池清掏、清运。
（五）保安费。服务内容包括：小区内的安全保卫、昼夜巡逻值班。
（六）办公费。用于小区的日常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以及合理的办公费用。
（七）物业管理单位固定资产折旧费。
（八）法定税费。
（九）合理利润。普通住宅小区控制在上述（一）至（七）项合计金额的5％以内；高档住宅、别墅、写字楼、住宅小区控制在上述（一）至（七）项合计金额的10％以内。
第八条 综合服务费实行统一标准、按等级收费的管理原则。
依据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对各小区综合服务实行综合考评定级，考评分在95分以上的为甲级，85至94分的为乙级，75至84分为丙级，65至74分为丁级。物业管理单位依据所评定的等级收取综合服务费。考核内容及其评分标准、综合服务收费标准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另行制定。
第九条 高档住宅、别墅、写字楼的综合服务费，以小区综合服务费为基础上浮不超过30％；小区内学校、幼儿园及个别确需独立实行物业管理的建筑物的综合服务费，以小区综合服务费为基础下浮不超过50％；空置房的综合服务费，可按小区综合服务费的20％计收。未出售、出租、使用的空置房，由开发建设单位交纳；已出售的空置房，由房屋所有权人交纳；出租房由承租人交纳。
第三章 其它收费
第十条 高层楼宇内的电梯、中央空调、自来水二次加压、自备发电机组等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材料费及其电费、维修费等，均由委托人和物业管理单位共同确定成本费用，商定按其服务对象所占建筑面积或按户合理分摊。
第十一条 车辆在小区内场地占用费，是指物业管理单位征得委托人和有关部门同意，经批准在小区内的公共场地和道路上划出停车的泊位，供小区内住户停放4吨以下和12座以下客货车所收取的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市、县（市）区两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其收益用于小区内共用设施维修养护和物业管理费用支出。
第十二条 对物业使用人收取水费、电费，必须抄表到户，按表计费，并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漏损等不得转嫁给住户。其它如需要委托物业管理单位代收费的，委托单位应与物业管理单位签订委托代收、代缴合同，并向物业管理单位支付代理服务费。代理服务费的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十三条 物业管理单位向委托人提供其它特约服务,由双方当事人遵循自愿、公平原则事先约定，不得强行服务、强行收费。凡属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应当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住户因装饰、装修、内部修缮房屋产生的垃圾，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清运的，按规定收费。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十四条 物业管理单位的收费资格等级，由价格主管部门牵头与同级物业行政主管部门、业主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住户代表，依据物业企业的资质等级和服务质量等因素进行评定，对评定收费资格等级有意见的可由物业管理单位申请价格主管部门和物业行政主管部门重新评定。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单位的综合服务收费资格等级评定后，其具体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据评定的等级在规定的幅度内核定，必要时实行听证制度，并向社会公布。
被评为全国、全省、全市物业管理先进企业或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区的，凭证书可在收费标准的基础上由价格主管部门分别批准上浮6％、4％、2％。
第十六条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其收费由各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和管理；曲靖市城区由市、区两级价格主管部门按隶属关系分工负责，由市级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协调；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和物业管理普通住宅综合服务收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经济发展等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单位申请办理物业管理收费时，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物业管理机构收费资格确认申请表》、《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申请表》、《曲靖市物业管理服务等级考核表》，并按规定如实填报，同时提供《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工商营业执照》、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或协议等有关资料。
经审查批准取得《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和《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等级证书》后，方可收费。
第十八条 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亮证收费。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办法等，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在经营或收费地点张榜公布，半年向委托人、物业产权人、使用人公布收支情况，接受业主委员会和住户的监督，并抄报受理审批的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委托人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向物业管理单位缴纳综合服务费和其他收费，逾期不缴纳的，按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办理。
未经批准的收费和未与业主、使用人签定服务协议的市场调节价收费项目，委托人有权拒绝交费。
对物业管理服务收费中的价格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和投诉。
第二十条 物业管理单位与住户之间发生服务收费争议，由业主委员会协调，协调无效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裁定。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一条 物业管理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属价格违法行为：
（一） 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
（二） 不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的；
（三） 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其它不正当价格行为。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依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规定处罚：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处罚：责令改正，没有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试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
对价格管理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违法行为，物业管理单位和委托人及知情者，均有权举报，经查证属实的，由有关部门给予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从2002年12月1日起试行。
律师文化的定位与发展
——以浙江为例
陈志远 浙江省司法厅 , 陈罗兰 浙江省律师协会
在汉语中，“文化”实际上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南北朝《曲水诗序》中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文化是指中国王朝的文治和教化总称，汉朝刘向《说苑》亦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同为此意[1]。可见文化应是一个国家治理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涵义已经变异，通常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2]。以制度及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律师文化”就属于这一较高层次文化类别。
律师文化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律师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职能在于代表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典型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中立裁判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及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这样的三方主体形成较为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架构；而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这种诉讼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仅仅是三角形的一腰换成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正是因为在上述诉讼活动中，各主体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以及所要实现的不同目标，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形态与精神内核。例如，居中审判的法院必须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保护双方的合法程序权利，在综合各种有效证据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裁判，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法官群体必须具备“公正”、“无私”、“博学”等人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法官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与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群体相比，律师群体的精神内核既有相似性，例如严格遵守法律、以证据为基础、围绕法律发表观点，但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而这部分特质性的区别就是本文所要探寻的律师 “文化”。
一、律师文化内核的层级剖析
我国律师制度真正肇始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的律师团体中既有中共党员，如施洋，也有爱国人士，如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周新民、韩学章等。伴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律师文化。以史良为例，于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在恶劣政治环境中，坚持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护，如邓中夏案、任白戈案、熊氏兄弟案等等，都体现中国律师从诞生伊始就致力于立足法律、利用专业、为苦难群众申冤、为社会沉疴呐喊的道义精神[3]。
有观点认为中国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4]。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律师文化，是律师事务所基于自身的传统特色、价值理念而形成的自己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想模式，应由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形象、管理制度、工作环境、自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法律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律师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律师文化从层次上划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如下两个方面：（1）初级意义上的律师文化，这种律师文化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利益至上”[5]，即律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活动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是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依法运用各种程序性规定来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在谈判中利用各种法律工具来最大化当事人权益。如果偏离了这一理念，那么就会产生对律师文化的误读。例如，利用当事人的案件大肆炒作，通过网络媒体、电视报刊等影响裁判、提高自身知名度，甚至陈述片面事实、隐瞒真相来诱导公众干预司法，这些都是律师对自身定位不清、对律师文化把握不准的不适当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对其个人能力、品德的质疑，更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甚至败诉。因此，正确的文化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初级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价值[6]。（2）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是指律师在努力追寻第一层次意义时客观上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即律师在司法活动中尽其所能、依法依理主张当事人合法权益，其正是为了与相对的国家公权力（公诉机关、行政机关）或对方当事人相抗衡，将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证据、意见和法律规定向法庭作最充分的陈述，在诉辩双方都能向这样的目标努力时，居中裁判者将有条件在充分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论证基础上作出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律师的行为推动了正义的实现和法治的进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 1978 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 人中就有 1 名律师，比英国多 3 倍，比西德多 4 倍，比日本多 21 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7]”所以，律师的文化导向中，必然应当加入正义的因素，缺乏对终极意义的自觉与追求将使得律师初级意义上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应当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言以蔽之，律师文化分为两个层级，初级层次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终极层次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层级的内核都应当是律师文化内核的应有之意，二者不可或缺、有机统一。
二、律师文化基本特征之解读
在律师参与政治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律师被认为是体面而有影响力的职业，他们会关心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讨论，作出正面的影响。然而，世界不同地区，因为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针对律师的笑话与讽刺文化，集中在律师的见利忘义，没有原则以及高收费上。在司法体制尚不完善、律师职业起步较晚的地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律师的收入与付出是否合理，而并不关心律师本身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律师文化发展是否健康，也受制于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一）政治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是律师的本质属性之一[8]。律师行业生来就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党的事业至上不仅是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律师执业的基本核心，因此在律师文化建设中，我国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模式，即“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律师工作，始终坚持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9]。
（二）经济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那时的律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性质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律师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的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交换。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律师资源逐步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并主要集中在收益较高业务领域，因此也带来了浮躁、逐利、不当竞争的负面效应，律师文化中呈现出集体无意识性的低迷。而随着我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本土律师需要迎接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和合作，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模式、国际大律师的风采以及外国律师行业的规范为本土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与很好的参考。我国律师文化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和充实。
（三）传统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自古有着轻诉讼、重礼教的传统，以致律师制度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另外，“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愚民主义法制思想也直接禁锢了律师职业的形成。中国的“讼师”萌芽于西周的代理和代书活动，正式出现于春秋，但讼师在职业准入程序、工作领域和社会地位、作用等方面与律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律师制度的迟迟出现，与传统文化的制约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10]。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的理念逐渐萌生，因此，在当今社会律师参与调解、主持和解以及参与信访案件的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也日益频繁。
（四）职业定位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与医生、教师等在西方都属于传统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这些职业本身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教师以仁爱为价值取向，医生为人道为职业底线，但是律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斗争的精神。正如冯·耶林所说的，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11]。律师正是为了当事人在现代社会中争取着最大化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斗争不仅是一种私权，更承载着律师对社会、对法治的职责与义务。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五个基本性质：（1）律师文化的政治性。律师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法治社会，律师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制约力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其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着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故律师文化也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2）律师文化的法定性。律师执业资格、从业范围、权利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律师在法律活动中的行为和意见并不代表其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其依据法律知识所作出的客观认知。（3）律师文化的社会性。律师的产生源于化解社会冲突的需要，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开放式服务，其服务的对象、领域和方式都具有高度社会熟悉感，因此律师文化较能体现出律师所代表的社会民意。（4）律师文化的专业性。律师作为一个学习时间长、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的精英团体，行业准入就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是故，律师行业本身就具有精英文化与主流基调，所以，律师文化能够获得社会的较高认同，并与司法、检察机关组建共同的法律文化。（5）律师文化的商业性。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自由流通的商品，使得律师文化必然具有商业的属性，而这种商业性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优胜劣汰、整体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律师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这种商业性必须以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则作为底线[12]。
三、浙江省律师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律师制度自恢复以来，体现出强烈的浙江文化地域性。以温州为例，80 年代初，温州人在经济领域屡屡自主创新，而有些行为根据当时法律已构成典型的经济犯罪，“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温州律师在此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法律为经济领域的探索保驾护航[13]。沿承着这样的传统，浙江律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及省委“两新”工委关于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以确立律师正确的执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为核心，正在逐步发展能够充分体现浙江精神的律师文化。但是，如前所述，我省律师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阶段性的特征和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律师文化的内涵与定位不明晰。由于我省律师行业恢复重建的时间较短，律师文化概念的提出也在近几年间，因此对律师文化的内涵还没有沉淀结晶，也没有理论上的抽象提炼。律师文化区别于其他法律文化的特质以及其自身的定位尚不明朗，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偏差，有的将司法文化的内涵强加于律师文化之上，有的生搬硬套西方律师制度来阐释中国律师文化[14]。
其次，律师群体对行业文化的认同度不高。由于目前律师行业的竞争存在结构性失衡，经济发达地区律师逐步饱和，过度竞争已经显现，例如杭州、宁波等地，同一地区律师收入差距也较大，出现了律师内部分层。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律师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律师群体本身对律师行业的认同度不够高，职业荣誉感不强，行业归属感不强。再次，律师文化建设对于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是软实力，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当前，我省已有律师事务所1014 家，律师11429 人，每万人口律师比已突破2.0。律师行业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每一个进步和提升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更加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来统领和引领律师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缺乏切实可行的律师文化发展方案及对策。律师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制定出五年规划。律师文化发展亦是如此，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结合不同时期制定出文化发展规划。
与此相对的，当下我省律师文化发展也存在着诸多利好因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正在转型升级的浙江经济，以及“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为内容的浙江精神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作为中介机制的律师群体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而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律师文化必然要迎来发展的春天。
四、西方律师文化历史传承对浙江省律师文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律师曾经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欧及其殖民地后裔之外，专门的世俗法律顾问和代理人直到近代才有所闻。律师对这样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法律理性”现代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种制度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当今，把西欧和世界其他部分明显的区分开来[15]。
现代西方律师制度至少应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包括辩护律师制度，都为近代西方法体系所继承[16]。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律师的地位降低到了历史的低谷，例如在德国早期，为犯罪人辩护会受到某种罪恶感所纠缠，所以刑事辩护律师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如果接受犯罪人报酬，甚至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律师被民众冠以“犹太街的贱业”，被当局视作“司法的瘟疫”[17]。随着罗马法复兴运动，法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律师行业也日益兴起，其主要职能也逐渐确定为在法院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担任辩护人、自诉代理人或告诉代理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律师逐渐涉足公司融资并购、商业合同谈判、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维护、一般的不良债权处理等商业活动。而现代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积极热心于公益，为国家各项政策研究、立法游说乃至社会运动提供相当重要的专业支持。
律师职能的变化也直接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律师文化的变迁，以普通法系的代表——英国为例：英国的律师根据其职能分为两类，诉讼律师（barrister），受律师委员会（BarCouncil）管理；事务律师（solicitor），受律师公会（Law Society）管理。两者的资格取得、训练、执业范围以及所受到的管制均有所不同。传统上，两者能够处理的事务范围泾渭分明，只有讼务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出庭，事务律师仅能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18]。因此，英国律师的两种类型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涵，诉讼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大权益为根本宗旨，而事务律师则旨在商业活动中为客户争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此外，例如美国社会中的人权律师、劳工律师、环保律师等专业律师则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立法、政策博弈等公共事业，其所形成的行业文化便带有更多的公益色彩。
上述历史给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律师文化建设应当放在战略高度。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律师也不再仅限于进出法院，而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是故，有人称“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19]”基于律师行业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律师文化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2）律师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律师职业是倍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律师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负有重大使命”。而正是这种较高的地位，让律师有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这对形成并传承律师文化是大有裨益的。（3）要认识到律师文化发展的长期性。西方的律师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蹒跚起步、曲折探索、挫折反复等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