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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证人证言岂能任意采信?!/陈召利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0 17:21:43  浏览:994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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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证人证言岂能任意采信?!

作者:陈召利 主页:www.law-god.com


一、一则案例
甲方与乙方在中介机构居间下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协议,并支付了定金。第二天,甲方因家人意见不一,向乙方口头提出解除协议,乙方表示“除非找到下家,否则不同意解除”。为此,甲方将此情况电话告知中介人员王某,并请求为乙方重新发布售房信息。此后,中介人员王某多次联系甲方和乙方前来签订解除协议协议,甲、乙双方始终未签订解除协议。甲方见协议无法协商解除,为筹集房款卖掉自住房屋,并告知乙方依约受领房款。孰料,乙方因房价上涨又将房屋卖给他人。纠纷遂起。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甲、乙双方是否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协议。因甲、乙双方之间只有口头交涉,没有任何书面证据。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本案的中介人员王某能否证明这一事实。在一审中,中介人员王某应乙方申请出庭作证,陈述说“甲方告知他协议已解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甲、乙双方已协商一致解除协议。甲方上诉后,二审法院在询问双方当事人后,径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律思考
本案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证人证言如何采信。关于证人证言的证据规则,我国法律未作规定,目前较为详细的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
关于证人王某的证言是否应当采信的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本人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 王某是否具备证人的资格。
证人资格问题是一个经常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才有证人资格。如果证人根本未参与案件事实,则无从作证。如上所述,甲方是以对话方式向乙方发出解除协议的要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自乙方即时拒绝即已失效。王某不在对话现场,对甲、乙双方的对话内容无从知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王某并不知道案件事实,根本不具备证人的资格。
第二, 王某的证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即使人民法院认为,王某事后从甲方听到的转述内容也可视为知道案件事实,那么,王某所作的证言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本案中,王某出庭作证时,没有客观陈述甲方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让人民法院来判断甲方是否向他表达了“协议是否已解除”的意思,而是仅仅使用“评论性的语言”——甲方告知他协议已解除,误导人民法院的判断。
因此,王某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
第三, 人民法院能否仅凭王某的证言认定案件事实。
王某与本案以及乙方均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协议是由甲方、乙方和王某所在中介机构南京市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如协议被认定仍依法有效,则中介机构南京市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又接受乙方的委托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也属违约行为。中介机构南京市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王某为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根本不可能作出对其不利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因此,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人民法院希望采信证人王某的证言,因王某与本案结果及乙方当事人均有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也不能单独依据王某的证言认定甲、乙双方已协商解除协议。
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本人明显感受到一些法官依然缺少法治观念,仍停留于陈旧的、朴素的证据观——“有证据总胜于没有证据”,而往往忽视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证据规则——证据是否合法、如何采信。人民法院是人民寻求公力救济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假如司法人员不能依法判决,这必将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甚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诚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因此,在看到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法治建设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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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关于印发《交通银行保管箱业务暂行办法》的通知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关于印发《交通银行保管箱业务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4年7月14日,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各分、支行,驻北京办事处,各筹备组;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现将《交通银行保管箱业务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于1994年8月1日起执行。
各分支行可依据《交通银行保管箱业务暂行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总行信托部备案。

附:交通银行保管箱业务暂行办法
为了进一步完善交通银行的综合服务功能,加强保管箱业务的管理,促进保管箱业务的发展,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保管箱租用人(以下简称租用人)应凭本人有关证件或委托人有效委托文件及委托人有关证件(身份证,护照等),向本行提出保管箱租用申请。经本行同意,填写保管箱租用申请表,办妥租箱手续后,方可租用保管箱。租用人因故迁移或有意外情况,应及时通知本行。
第二条 保管箱租期、租费一般按年计算。可以按年续租。使用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租费一律预交。保管箱租费、保证金和开户费等各项费用的收取与标准,由各分支行自行制订。如遇调整均按交付时的实际价格收取。
第三条 租用人开箱时应携带本行发给租用人的保管箱专用钥匙以及必要的凭证,填写开箱书,加盖预留印鉴,经本行审核同意后方可进库开箱。
第四条 保管箱的锁闭和箱内物件之存取,均由租用人自行负责办理。
第五条 租用人如需更换印鉴,应凭本人身份证件、预留印鉴,向本行提出申请。更换印鉴,本行可收取手续费。
第六条 租用人如遗失开箱凭证物件,应凭本人身份证件立即向本行办理挂失手续,挂失前如被人开箱冒领,本行概不负责。因挂失而发生的破箱、换锁、修缮等费用,均应由租用人负担。
第七条 租用期满未续交租费者,本行有权扣收租用保证金并停止开箱直至租费及滞纳金交清为止。
第八条 欠交租费一年以上,经本行书面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仍未办理续租、退租手续者。本行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请公证破箱或开箱。有关一切费用均应由租用人负担。
第九条 经公证破箱或开箱满叁年,本行以书面限期再次催告租用人后,租用人仍未交清费用者,本行有权处理存物。
第十条 租用人退租时,应办理退租手续,并交清一切应交费用,交还专用钥匙等物件。租用人在办妥退租手续后,可领回保证金。
第十一条 本行保护租用人的正当合法权益,除通过法律手续外,本行不允许任何人或单位查询或冻结租用人的保管箱。
第十二条 租用人的合法继承人有权依法取得租用人保管箱内的物品和保管箱的续租权,但应承担相应的租用费用。
第十三条 保管箱内物品由于不可抗力而发生损毁,本行对租用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租用人不得在保管箱内存放违禁及危险物品,或利用保管箱进行违法活动。如违反本条规定,本行有权停止开箱,并提请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保管箱库应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和电子监控措施,并指定专人负责。库房门锁钥匙和密码应指定专人分别掌握,二人会同方可启闭库房大门。营业结束关库后,应将库房钥匙放入专用保险箱内保管。任何时候不得将库门钥匙带出本行。
第十六条 每天保管箱业务结束后,工作人员应会同保安人员对库内周围环境进行检查。
第十七条 保管箱库工作人员如发现客户箱子忘记锁闭应妥善保管,并报告部门负责人。
第十八条 保管箱库工作人员如发现客户遗留物品应妥善保管,并报告部门负责人。
第十九条 库房门锁副钥匙、保管箱专用钥匙、放置这些钥匙的保险箱钥匙和密码副本应分别封存并加盖业务公章、部门负责人和管库人员印章后,妥善保管。如遇特殊情况必须动用副钥匙和密码副本,须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做好有关详细记录。
第二十条 必要时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更换库房密码。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交通银行总行制订、修改、解释。各分支行可制订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4年8月1日起执行。


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之规定,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属于自动投案。该情形被称之为“形迹可疑”型自首。

实践中,对于“携带物品”型形迹可疑,是否认定为自首通常分歧较大,而且这种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常见,有必要统一认识。

一、携带物品型“形迹可疑”自首的认定误区

有观点认为,只要是身上有赃物,就不能认定是形迹可疑。比如,对于某人深夜踏着平板车,上面放个大彩电,说自己是搬家的情形,该观点认为经过盘问即使行为人承认是盗窃,也不认定为自首,而是抓现行。因为侦查人员的怀疑是建立在赃物的基础上,是一种有客观依据的怀疑,而非主观臆测。该观点看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实际上并不合情理:司法机关仅依据这一判断认定行为人为嫌疑人,属于主观怀疑范畴,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携带物品为赃物,并不能一律排除自首。实践中采取“一刀切”模式——只要行为人携带了物品(经查证与犯罪有关联),就排除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成立,虽简单易行,结果却是不适当地缩限了“形迹可疑”型自首的适用。

由于即便是“人赃俱获”也不必然达到刑事案件破获的标准,因而是否认定自首以能帮助破案为标准。从证明标准来说,只要能锁定某个犯罪嫌疑人就等于是破案了。如果案件已经发生,但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即便“人赃俱获”,而行为人坚持不交代,可能无法完善证据状况致使达不到控诉的标准。如果行为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则建立起案件事实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应当成立形迹可疑型自首。

例如,公安机关通过盘查发现行为人持有电脑,没有开机密码,甚至连开机也不会,但行为人的如实交代可以很快确认案发地点和为失主提供帮助,否则仅仅知道是赃物,不知道何时何地发生案件,或者知道何时何地发生案件,却无法与赃物或犯罪嫌疑人建立联系,因此对行为人应当认定为自首。应该说,只要是能够建立起案件事实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的交代行为都应认定为自首。

二、形迹可疑与物品可疑的区分

笔者认为,要准确认定携带物品情状下的形迹可疑自首,首先必须区分形迹可疑与物品可疑。根据《现代汉语小词典》释义,“形迹”是指举动和神色。那么,“形迹可疑”可以理解为行为人的举动和神色所产生的某种怀疑,其表征的含义是举动、神色与怀疑之间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而物品可疑则是指由行为人携带的物品所引起他人对行为人产生的某种怀疑,其表征的含义是物品与怀疑之间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目的在于揭示两种怀疑的不同属性,为准确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提供重要依据。形迹可疑是建立在非证据证明的举动、神色基础上的怀疑,属于主观的、抽象的和概括的怀疑;物品可疑则是建立在一定证据的物品基础上的怀疑,属于客观的、具体和特定的怀疑。因此,区分“形迹可疑”与“物品可疑”,对于准确适用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否由上述区分得出携带物品不成立“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结论?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行为人携带的物品可能本身并不可疑,或者行为人携带的物品虽然可疑但这种可疑并没有被发现,在这些情形下,同样存在“形迹可疑”的评价空间。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形迹可疑与物品可疑往往相互交织,形迹可疑需要借助携带物品可疑来体现。例如,行为人深夜推着一辆摩托车,警察觉得可疑,便对其进行盘问,行为人主动交代了盗窃事实。在这里,是因为行为人推摩托车的举动可疑,还是因为摩托车可疑?显然都不是,而是因为深夜推摩托车可疑。因此,实践中往往通过携带物品可疑来认定形迹可疑。如上述“深夜推摩托车”这一整体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形迹可疑。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