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贸委
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规定，经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2001年8月3日发布公告立案，决定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进行反倾销调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对倾销和倾销幅度进行了调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并于2002年10月22日发布了初裁决定。外经贸部初裁决定存在倾销，国家经贸委初裁决定存在实质损害，而且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由倾销造成。初裁决定后，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对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现本案调查全部结束，根据本案的调查结果，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终裁决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
2001年7月23日，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代表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向外经贸部提出了对韩国的涤纶短纤维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外经贸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国内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同时，外经贸部就申请书中提供的涉及倾销、损害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外经贸部认为申请人提出的初步证据表明，申请人的总产量已占了国内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全部总产量的大部分，有资格代表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提出申请。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所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的证据。在审查了申请材料之后，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于2001年8月3日正式公告立案，决定开始对原产于韩国进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涤纶短纤维进行反倾销调查。
（二）倾销及倾销幅度的初步调查
外经贸部确定本案倾销调查期为2000年7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
2001年8月3日，外经贸部约见了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向他们正式递交了立案公告和公开部分的申请书，同时通知了本案申请人。根据公告要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的报名应诉期内，共有9家韩国生产商或贸易商向外经贸部申请参加应诉。2001年9月11日，外经贸部向报名应诉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发放了反倾销调查问卷。在问卷规定的期间内，有的应诉公司向外经贸部书面提出了延期提交答卷的申请，并阐述了延期理由。经审查，外经贸部同意各申请公司的延期要求。在答卷递交截止之日前，外经贸部共收到5家应诉公司的答卷。
外经贸部对上述答卷进行了初步审查，对答卷中某些不清楚及需要解释的部分发放了补充问卷，各有关公司在补充问卷中要求的时间内提交了补充答卷。
在案件调查期间，外经贸部多次会见了应诉公司人员以及韩国政府有关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官员，听取了利害关系方对本案调查的陈述和意见，并依法对此给予了充分考虑。
（三）损害及损害程度的初步调查
国家经贸委确定本案的产业损害调查期为1998年1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案件立案后，国家经贸委组成涤纶短纤维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组，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是否造成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的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
2001年7月23日，申请方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申请方受到实质损害的报告和相关证据材料。韩国政府有关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分别于8月20日和9月6日拜会国家经贸委，陈述了韩国政府并代表韩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对本案调查的观点和意见。
2001年9月11日，国家经贸委向中国国内相关生产企业和进口商发放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9月13日，向国外有关生产商发放了《国外生产者调查问卷》。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韩国大韩化纤协会及有关企业，通过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出延期提交问卷的申请。国家经贸委依法同意了申请人和被诉方的延期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收回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和国外生产者调查问卷。
2001年10月和11月，国家经贸委调查组分别对天津石化公司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公司、中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十化纤厂、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了实地核查。
2001年12月25日和2002年1月18日，被诉方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关于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诉意见和补充陈述。国家经贸委对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和评述依法给予了考虑。
（四）初裁决定和公告
2002年10月22日，外经贸部发布了本案调查的初裁决定，认定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存在倾销。同时，国家经贸委初裁决定存在实质损害，而且调查机关认定国内产业实质损害由倾销造成。根据初裁决定结果，外经贸部公告决定，自2002年10月22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开始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韩国的涤纶短纤维时，必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与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倾销幅度相应的现金保证金。
（五）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继续进行调查
1、外经贸部对倾销和倾销幅度继续进行调查
（1）进一步调查和搜集证据。根据初裁决定公告的要求，各涉案利害关系方在裁定发布之日起20天之内可以就初裁决定向有关调查当局提出书面评论并附相关证据。
外经贸部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国内申请人、应诉公司和下有产业等有关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对于所递交的书面评论，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时依法予以了考虑。
（2）实地核查。为核实各应诉公司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外经贸部组成涤纶短纤维反倾销调查实地核查小组，于2002年8月12日至8月31日赴韩国世韩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三兴、株式会社成林、株式会社HUVIS和大韩化纤株式会社进行了实地核查。其中，世韩株式会社对中国的出口销售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位于香港的关联贸易商进行的，因此核查小组同时也对世韩株式会社位于香港的关联贸易公司进行了核查。
核查中，核查小组首先依照答卷内容核对公司的组织结构、生产情况和销售过程。针对本案涉及的产品型号众多，核查小组了解了各公司产品型号划分的情况，确认了具体划分标准以及该种划分方式与成本的关系，并核实了该种型号划分是否与实际生产销售情况一致。
其后，核查小组从公司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出发，通过调查公司的总帐、分类帐和明细帐记录，对公司所报交易的完整性进行了核查；在完整性核查的基础上，核查小组对公司答卷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核，核实了国内销售价格、出口销售价格和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的价格调整项目等情况，并针对各个公司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内容进行了重点核查；最后，核查小组核实了各公司的制造成本及相关费用情况，通过核对财务报告、存发货单据和用工用料记录，审查了被调查产品各个型号制造成本投入情况，并核对了各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情况和该费用分摊到具体型号产品的过程。为了了解具体生产和产品情况，核查小组还核查了韩国株式会社三兴和株式会社HUVIS的工厂。被核查公司对核查均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充分准备，并对核查工作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公司的财务人员、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了我调查官员的询问，并提供了有关证明材料。
外经贸部对以上核查资料进行了整理、核对。核查后不久外经贸部就公布了初裁决定，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核查资料没有在初裁决定中给予考虑，而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对核查资料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3）终裁决定前的信息披露。本案终裁决定前，外经贸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经贸部《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的规定，向各提交答卷的应诉公司披露并说明了各公司倾销幅度计算时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并给予各应诉公司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和时间，同时将终裁决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通知了已知的利害关系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外经贸部收到了相关公司的评论意见，在终裁决定中，外经贸部对这些意见和评论依法进行了考虑。
2、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
（1）利害关系方发表书面评论。初裁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国家经贸委收到了韩国有关涉案协会和公司以及部分被调查产品的国内用户对本案初步裁定的书面评论。
（2）进一步调查。
初裁决定公告后，国家经贸委调查组针对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和其他有关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取证。
2002年11月22日，韩国汇维仕株式会社及其代理人拜会国家经贸委，陈述了对本案调查的观点和意见，并于同日及11月27日、12月12日提交了相关书面材料。11月26日，韩国政府有关官员、韩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拜会国家经贸委，陈述了韩国政府对本案调查的观点和意见。
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调查组赴中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2002年12月5日，申请方代理人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对应诉方评论意见的抗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12月6日，国家经贸委听取了申请方及有关下游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意见。12月9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向国家经贸委提交了相关意见和证据材料。
国家经贸委对申请书及所附证据、回收的调查问卷、实地核查和初步裁定后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利害关系方的书面评论及所附证据材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各利害关系方的意见依法给予了充分考虑。
二、被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
本案被调查产品是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该产品按照用途可分为棉型、中空、毛型、缝纫型和无纺布型等不同类型，分别用于棉纺原料、填充料、毛纺原料、缝纫线制造和无纺布制造等。
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中列为：55032000、55062000。
涤纶短纤维可以用对苯二甲酸（PTA）和乙二醇（EG）经过酯化、缩聚、熔融、纺丝及后加工而成；或者用聚酯切片经过熔融、纺丝及后加工而成。其物理特性为纤维状固体，柔软、富有弹性。棉型涤纶短纤维用于生产纯涤纶纱、涤棉混纺纱、纯涤纶织物和涤棉混纺织物；涤纶中空纤维用于生产踏花被、枕头芯和玩具的填充料、人造毛皮；毛型涤纶短纤维用于生产仿毛涤纶纱、毛涤混纺纱、纯涤纶织物和毛涤混纺织物；缝纫线型涤纶短纤维用于纯涤纶和涤纶混纺缝纫线的制造；无纺布型涤纶短纤维用于无纺布制造。
调查机关在考察了产品的基本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生产技术和产品用途、产品的替代性和相互竞争性等因素后，认定原产于韩国出口到中国的上述类型的涤纶短纤维与中国国内生产的涤纶短纤维属于同类产品，具有可比性。
本案初裁决定公告后，有关利害关系方向调查机关提出低熔点复合涤纶短纤维不应包括在被调查产品范围的申请。调查机关征求了申请人的意见，并举行了专家座谈会。经过调查，调查机关认为原产于韩国的进口低熔点复合涤纶短纤维无论在物理特征、使用的原材料、生产的工艺流程、产品用途和替代性等方面都与初步裁定公告中描述的被调查产品有明显的不同，因此调查机关确认，低熔点复合涤纶短纤维不属于此次反倾销的被调查产品。
四、倾销和倾销幅度
外经贸部审查了各应诉公司的答卷，对各公司正常价值、出口价格的认定及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世韩株式会社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100多种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此外，每个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对于少数出口型号，其没有与之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情形的，该型号的正常价值的采取结构价格方式，具体方法：该型号的成本加上该公司涤纶短纤产品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的净利润率得出该型号的正常价值。对于与出口型号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没有报告成本的情形，外经贸部采用最相似型号的正常价值来替代。
（2）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对于该公司所报的成本资料，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2）低于成本测试
该公司部分型号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是低于成本进行的，但这些低于成本销售部分未超过该型号内销数量的20%，外经贸部决定不排除这些销售，以其全部韩国国内销售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香港的关联公司世韩香港有限公司来进行。对通过世韩香港有限公司转售出口的部分，外经贸部依据世韩香港有限公司转售给独立购买商的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初裁决定中，基于公告中所陈述的理由，外经贸部没有支持该公司的出口退税主张。通过核查所获得的资料，外经贸部认为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基本真实可信，决定在终裁中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通过对该公司位于香港的关联公司的核查，核查小组发现该关联公司在将世韩株式会社生产的被调查产品向大陆销售时，并没有将所发生的费用完全报告在答卷中。外经贸部依据其他应诉公司在通过贸易公司对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时，贸易公司所发生的费用比例进行了调整。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中，总的来说，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情况，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在出口调整中，香港的关联公司在将世韩株式会社生产的被调查产品向大陆销售时，并没有将所发生的费用完全报告在答卷中。为此，外经贸部依据其他信息予以了调整。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在结合核查情况后，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出口退税调整项目，增加了香港关联贸易公司费用调整，并以此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二）韩国株式会社三兴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该公司对中国出口只有中空一种型号，鉴于反倾销比较是基于相同产品之间的比较，外经贸部只对内销中空型号进行审查。经审查，中空型号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
（2）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关于成本资料中的“其他费用”（类属财务费用），由于答卷中并没有充分说明其性质，初裁中外经贸部对该项目进行了归零调整。初裁后，该公司对此做法提出了异议，并称该费用与被调查产品直接有关，外经贸部在核查中对此予以了确认，因此在终裁中取消归零做法。
核查中，外经贸部发现该公司在成本核算中，没有将运输费用包括在成本核算中，因此外经贸部在成本中加入了国内运输费用。此外，该公司在成本核算中，将废品和正品的成本采用一致的计价方法，即将废品销售数量与正品销售数量之和来分摊制造成本，外经贸部对该公司此种做法予以了调整。具体做法如下：按照其他公司的废品率划分正品和废品生产数量，按照正品数量计算单位成本，然后折抵了因废品销售产生的收益对单位成本产生的影响。
2）低于成本测试
内销的中空型号有相当数量的国内交易是低于成本销售的，高于20%标准，因此外经贸部决定采用该型号高于成本销售的国内交易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的出口交易进行了审查。在该公司提供的出口资料中，除了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也包括对中国香港的出口，而香港的进口商并没有将进口的被调查产品转口到中国大陆，因此外经贸部将对中国香港出口的交易排除在外。外经贸部依据该公司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交易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在审查出口价格调整项目和国内销售价格调整项目时，外经贸部审查了三兴公司提交的出口销售和韩国国内销售证明资料，发现该公司所提交的证明材料，仅仅包括销售数量和金额的证明材料，对于在答卷中所要求的调整项目，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明，或者即使提供了证明文件也与其主张的具体数据存在出入。因此，在初裁中外经贸部没有采信该公司提供的调整主张。核查中，因为该公司在答卷提交截止日后才提交了调整项目证明材料，由于时间上已经严重滞后，很难予以采信，因此本次核查并没有核查调整项目。
因此，终裁中外经贸部只能按照现有最佳信息对其出口价格和在韩国国内销售价格调整到出厂价水平。具体方法是：外经贸部依据其他应诉公司的调整水平对该公司内销价格和出口价格进行了调整。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中空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并将该型号产品倾销幅度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除了费用调整主张外，外经贸部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后，外经贸部确认了初裁决定中没有支持的“其他费用”的性质，在成本核算中增加了国内运费因素，并对该公司废品和正品的成本采用一致的计价方法予以了调整。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并结合核查情况计算了该公司的倾销幅度。如上所述，与初裁相比，外经贸部对该公司内销的同类产品的成本重新予以了核算。关于内销和出口的价格调整比例，由于初裁后支持了其他应诉公司的退税主张，致使整体应诉公司的出口价格调整比例下降，因此该公司的调整比例也相应做了相应调整。
（三）株式会社成林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2种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此外，每个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
（2）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公司所报的成本资料中，财务费用包括投资有价证券利息、租金收入项目，而投资有价证券利息、租金收入这两个项目与被调查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没有必然的经济联系。因此，在计算单位成本时，外经贸部对该两个项目予以剔除。
2）低于成本测试
该公司部分型号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是低于成本进行的，但这些低于成本销售部分未超过该型号内销数量的20%，外经贸部决定不排除这些销售，以其全部韩国国内销售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来进行。外经贸部决定依据其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经过核查，该公司的2000年度采用的固定退税主张得到支持，而2001年退税主张，由于该公司并没有按照实际采用的退税情况报告，因此不予支持。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中，总的来说，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情况，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2000年的退税主张，而对2001年的退税主张不予支持。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在结合核查情况后，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2000年的出口退税调整项目。
（四）株式会社HUVIS
1、正常价值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近200种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此外，大多数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出口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对于少数出口型号，其没有与之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情形或者与之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内销数量少于5%的，该型号的正常价值的采取结构价格方式，具体方法：该型号的成本加上该公司涤纶短纤产品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的净利润率得出该型号的正常价值。对于与出口型号对应的国内销售型号没有报告成本的情形，外经贸部采用最相似型号的正常价值来替代。
（2）关于关联公司交易
调查期内，该公司有部分同类产品是销售给韩国国内关联企业的，外经贸部认定该关联销售的交易价格与非关联销售的交易价格差异较大，属于非正常过程的贸易，因此决定将该关联交易排除在正常价值确定范围之外。
（3）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对于该公司所报的成本资料，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2）低于成本测试
对于内销数量符合5％要求且报告了相关成本的内销型号，外经贸部进行了低于成本测试。调查期内，该公司用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与出口型号产品相对应的各种型号的同类产品中，有多种型号产品的销售存在低于成本销售情形。对于低于成本销售数量超过该型号韩国国内销售量的20%的型号，外经贸部决定采用该型号内销中高于成本销售的韩国国内交易的价格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来进行。外经贸部决定依据其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初裁决定中，基于公告中所陈述的理由，外经贸部没有支持该公司的出口退税主张。通过核查所获得的资料，外经贸部认为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基本真实可信，决定在终裁中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核查中，外经贸部发现在国内运费调整项目中，该公司只报了蔚山工厂的运费费率，而没有报泉州工厂的运费情况，因此答卷中报告的运费情况与实际存在出入。鉴于该公司没有据实报告有关情况，对于国内运费调整，外经贸部采用该公司所报的最高单位运费来对该公司整体国内运费予以调整。对于其他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核查中，总的来说，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情况，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但对于内销运费，鉴于该公司没有据实报告有关情况，因此外经贸部根据现有最佳信息予以了调整。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关于成本和正常价值认定上，同意该公司提出的取消采用函数方法寻找近似值做法。在结合核查情况后，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出口退税项目，内销调整中对国内运费予以了调整，并以此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五）大韩化纤株式会社
1、正常价值
为了进行正常价值的计算，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所提供的国内销售及成本数据。审查结果如下：
（1）对数量要求的审查
外经贸部审查了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调查期内共有六种与出口型号对应的内销型号，经审查，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总量超过对中国出口数量的5%，而且每一个与出口型号相应的同类产品在韩国国内销售数量也超过对中国出口相应型号的数量的5%，符合作为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
（2）关于关联公司交易
该公司有两种内销型号存在关联销售，鉴于关联交易价格和非关联交易价格差异不大，且该公司没有称关联交易存在特殊价格安排，因此外经贸部将该关联交易包括在正常价值确定范围之内。
（3）低于成本销售的测试
1）关于成本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报告的成本数据进行了审查，作出如下认定：
调查期内，该公司生产被调查产品所用的纯对苯二酸采购自其关联公司Taekwang IND. CO., LTD.。外经贸部向该公司发放了补充答卷，要求提供该原材料的生产成本或该关联公司向其它非关联公司的销售价格。该公司以相关资料为公司机密的原因未向外经贸部提供。外经贸部采用该公司各型号产品单月最高成本作为该公司相应型号产品的年成本，进行低于成本测试和结构价格。
2）低于成本测试
该公司用于国内销售的与出口型号相对应的六种型号中，只有一种型号存在高于成本销售的情况，其它五种型号全部是低于成本销售，外经贸部对该五种型号采用结构价格确定其正常价值，具体方法是成本加上应诉企业的通常利润水平计算得出。另外一种型号有相当数量的国内交易是低于成本销售的，高于20%标准，因此外经贸部决定采用该型号高于成本销售的国内交易为基础来确定其正常价值。
2、关于出口价格
外经贸部对该公司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审查。对中国的出口销售，该公司除了自行出口，也通过位于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来进行。外经贸部决定依据其自行出口价格和销售给韩国国内的非关联贸易商价格为基础确定出口价格。
3、确定调整项目
（1）出口价格调整
出口价格调整中，公司所称的信用费用实际上是银行议付托收时收取的费用，并非问卷中所要求的信用费用。因此外经贸部根据每笔出口交易的发货和付款条件以及韩国国内银行1年内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费用进行了调整。
对于该公司报告的其它出口销售调整项目，外经贸部认为其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可以接受，决定对其调整主张暂予支持。初裁决定中，基于公告中所陈述的理由，外经贸部没有支持该公司的出口退税主张。通过核查所获得的资料，外经贸部认为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基本真实可信，决定在终裁中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2）国内销售价格调整
对于韩国国内销售的价格调整，外经贸部审查了答卷中提供的数据和相关证据，初步认定可以接受其提供资料。
4、倾销幅度的计算
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外经贸部对不同型号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分别进行比较，得出该型号的倾销幅度，各型号产品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为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5、关于对该公司核查情况
实地核查中对该公司的国内销售情况、出口销售情况、价格调整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的成本及费用情况等进行了仔细核查，未发现与答卷数据严重不符之处，因此在终裁决定中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以及价格调整情况基本维持初裁决定的认定结果，并支持了该公司提出的退税主张。关于该公司从关联公司采购原材料的问题，由于该公司没有按照要求提交补充答卷，外经贸部仍然维持初裁决定的意见。
6、初裁和终裁倾销幅度计算的异同
初裁决定后，该公司提交了对初裁决定的评论意见。外经贸部考虑了这些评论意见，在结合核查情况的基础上，外经贸部在终裁决定中基本依据初裁决定中认定的成本情况、正常价值情况、出口价格情况和价格调整情况。与初裁决定相比，终裁决定中支持了出口价格调整中的出口退税项目，并以此确定该公司的倾销幅度。
对于韩国其他没有应诉公司的倾销幅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21条的规定，外经贸部决定根据现有材料作出裁定。
经过计算，各公司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1、世韩株式会社：2%
（SAEHAN INDUSTRIES INC）
2、韩国株式会社三兴：5%
（SAMHEUNG Co., Ltd.）
3、株式会社成林：2%
（SUNGLIM Co., Ltd.）
4、株式会社HUVIS：3%
（HUVIS CORPORATION.）
5、大韩化纤株式会社：33%
（DAEHAN SYNTHETIC FIBER CO.LTD）
6、其他韩国公司：48%
五、国内产业的损害及损害程度
国家经贸委对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提供的18户国内涤纶短纤维代表企业的相关数据和指标进行了调查和综合评估。并据此对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所受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认定。现有证据表明：
（一）国内涤纶短纤维表观消费量情况。
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表观消费量1999和2000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6.13%和15.70%，2001年上半年比2000年上半年增长16.86%。国内涤纶短纤维表观消费量增长幅度较大。
（二）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情况。
1.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呈上升趋势。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调查期内，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向中国出口的涤纶短纤维数量分别为32.71万吨、33.59万吨、37.65万吨、16.89万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69%、12.09%和1.26%。
2.被调查产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较大，并呈上升趋势。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调查期内，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向中国出口涤纶短纤维数量分别占同期中国进口涤纶短纤维总量的62.53%、63.90%、60.78%、63.99%，并呈上升趋势。
（三）被调查产品价格情况。
1.被调查产品价格由升转降，维持在较低水平。国家经贸委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加权平均计算，调查期内，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出口到中国的涤纶短纤维平均价格每吨为782.66美元、741.28美元、848.60美元和791.29美元；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5.29%、上升14.48%和下降6.60％。2001年1月至6月，价格逐月呈明显下降趋势，总体上维持在较低水平。
2.被调查产品价格的下降大幅度抑制了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上升，并导致价格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16.05％、10.49％和下降10.63%。
（四）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
国家经贸委调查发现，调查期内，韩国大量低价向中国出口涤纶短纤维导致：
1.中国国内产业销售量增长趋缓并转为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销售量比上年分别增长14.18%和10.37%。2001年上半年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8％,转为下降趋势。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销售量比同期国内表观消费量增长幅度分别低11.95、5.33和18.24个百分点。
2.中国国内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趋缓，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比上年上升32.50％和21.95％，2001年上半年较2000年上半年下降11.86%，呈现下降趋势。
3.中国国内产业税前利润大幅度下降。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税前利润1999年比1998年转亏为盈，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5.32％。2001年上半年较2000年上半年下降80.79%。
4.中国国内产业生产增长受到压制。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产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7.78%、12.50%和3.84％，比同期国内表观消费量增长幅度分别低8.35、3.20和13.02个百分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低幅增长，并出现萎缩。
5.中国国内产业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调查期内，在中国国内同类产品表观消费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却呈下降趋势。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80、2.12、7.18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比1998年下降了11.85个百分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下降较大。
6.中国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呈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1.17％、16.89％。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仅增长7.60％。
7.中国国内产业投资收益增长趋缓，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投资收益率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7.38%、1.84％和下降5.78％。
8.中国国内产业开工率增幅趋缓，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开工率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07、0.93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开工率比上年同期下降5.05个百分点。
9.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波动并呈现下降趋势。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比上年分别上升16.05％和10.49％。2001年上半年比2000年上半年下降10.63%。
10.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较大。在本案的反倾销调查初裁决定中，调查机关对韩国各公司确定的倾销幅度为4％至48％不等。由于大幅度的倾销，给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
11.中国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库存大幅增加。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库存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8.91%、45.03%和69.50％，并呈上升趋势，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正常经营。
12.中国国内产业失业人数增加。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从业人员的失业率分别为6.99%、13.27％、13.35％和13.71％，1999年和2000年分别比上年增加6.28个百分点和0.08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比2000年上半年增加1.12个百分点。2001年上半年比1998年失业率增长6.72个百分点，呈现增长趋势。
13.中国国内产业就业人员的工资增长受到抑制。调查期内，1999年、2000年，国内产业人均工资比上年分别上升3.99％和4.41％。2001年上半年较2000年上半年上升4.54％，就业人员的工资增长受到抑制。
（五）被调查产品出口国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
国家经贸委了解到，韩国是全球重要的聚酯及其纤维生产国。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展化纤工业，其后逐渐向出口创汇转变，并随着纺织工业成为主要的出口创汇工业而迅速发展壮大。80年代，韩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随着化纤原料工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化纤工业的发展。到1990年，化纤产量达到129.3万吨，1995年达到186.3万吨，1996年进一步增至203万吨，1997年达到237万吨，占世界化纤产量的10.0%。1997年韩国聚酯纤维产量达204.6万吨，占韩国化纤总产量的86.3%，占世界聚酯纤维总产量的13.3%，居世界第3位，1999年韩国涤纶短纤维的产量约75万吨，居世界第4位。
国家经贸委认为，韩国具有较大的涤纶短纤维生产能力，而其国内需求数量又很小。中国是韩国的近邻，对涤纶短纤维的需求量很大。因此，韩国涤纶短纤维具有向中国市场进一步低价出口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国家经贸委认定：原产于韩国的涤纶短纤维产品出口到中国，对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
（六）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
国家经贸委对可能使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受到损害的其他因素进行了调查。现有证据表明，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损害并非由以下因素造成：
1.国内需求状况。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尤其是化工和纺织等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对涤纶短纤维的表观消费量迅速增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对同类产品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因此调查期内国内需求状况并未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国内消费模式。截至目前，涤纶短纤维没有其他可替代产品，没有发现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出现导致中国国内涤纶短纤维市场萎缩的事实。
3.国内产业管理状况。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经营管理状况良好，各项企业管理制度严格，没有发现经营管理不善而导致产业遭受实质损害的情况。
4.其他国家（地区）进口产品情况。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韩国向中国出口涤纶短纤维数量占同期涤纶短纤维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62.53%、63.90%、60.78%、63.99%。数据表明，自韩国进口的涤纶短纤维占中国总进口量的大部分，而其他国家（地区）合计进口量远不及韩国的进口量。
5.国内外竞争状况。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其产品与进口产品在性能、质量和技术水平上相似。国内外的正当竞争没有导致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遭受严重损害。
6.贸易限制因素。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没有遭到限制贸易的做法，没有遇到国家出台限制该产业同类产品贸易行为的有关政策，因此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负面影响。
7.不可抗力因素。调查期内，国内涤纶短纤维产业未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生产设备运行状况正常，生产经营平稳。
六、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1.直接原因分析。经对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受到实质损害的直接原因进行综合分析，现有证据表明，调查期内，来自韩国的涤纶短纤维进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占中国进口总量比重的绝大部分；其进口价格由升转降，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由于原产于韩国的涤纶短纤维与中国国内同类产品之间质量相当，竞争程度趋同，其出口价格直接对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使得销售收入不能与产量同步增长，税前利润大幅度下降，致使中国国内产业经营状况恶化，遭受实质损害。
2.其他因素分析。对可能使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受到损害的其他因素已经进行的最终调查及相关证据表明，自韩国进口的涤纶短纤维是国内产业所受实质损害的重要原因和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韩国向中国大量低价出口涤纶短纤维是造成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实质损害的直接原因，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七、终裁决定
根据以上调查，外经贸部终裁决定：在本案的调查期内，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存在倾销；国家经贸委终裁决定：原产于韩国的进口涤纶短纤维，对中国涤纶短纤维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并且，调查机关最终认定韩国向中国倾销被调查产品与中国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ＯＯ三年二月三日
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
张小玲
引子：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女法官李慧娟在判决书上宣布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某一条款与上位法冲突而自然无效，省人大主任会议作出要求地方人大对李慧娟法官免职的严肃处理的宣告。这一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有四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效力，贺卫方，蔡定剑，董?等著名教授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评论。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法律信仰，追求公正，公平法律的本科大学生，这起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
李慧娟事件首先让我想起了我国的法治状况，它折射出了我国整个法治建设中的很多问题。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是轰轰烈烈，锣鼓震天。可究竟法治是什么，我们离法治还有多远？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其它任何法律，法令不得与之抵触，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人都必须以之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四）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受法律的制约。（五）司法独立。
下面我将针对李慧娟事件，从法治的几个基本内容分析一下其所反映出来的宪法问题和提出我的建议。
一.从人大行为上分析
根据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立法法》规定，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在《种子法》于2000年12月1日施行后，依照法律和《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应属无效，省人大应当及时的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在这点上省人大不作为，当法官提出法律冲突后省人大依然不作为，没有对自己的法律合法性进行审查，事后却分别向省高级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这是否太专制，太霸道不合情理呢？对人大的不作为是否也应给予处分呢？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什么人大有如此特权？
其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而要求对洛阳中院进行严肃处理，对李慧娟法官进行严肃处理。是否也越权了呢？第一，从资格和程序上看，根据法律精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不是人大的一个权力机构，它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指令。而且，要作出决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赵、李二人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第二，从人大监督的内容上看，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对法院有当然的监督权，但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法官有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是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保持在对审判权监督的范围之外，如法官的贪污受贿，怠工渎职等行为。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会形同虚设，更别谈司法独立，法治建设了。
二.从李慧娟法官的行为分析
这个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指责李慧娟法官越权，也有很多人从我国的现行体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为她辩护同情她。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错了越权了。我个人认为李慧娟法官是对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我国 《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否则无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决文书的说理，以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审判的质量。法官对其所依据的 法律应做公开解释。宪法第5条规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 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统一又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统一，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准则下，法官在选择法律时才不会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过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也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说明《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她这样做不仅充分说明了判决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何错之有呢？她积极的根据立法精神判案，违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违宪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审查。２.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它本身又担负着沉重的立法任务，且违宪审查的专业性很强，工作量又大，人大没有能力，精力和时间去对所有的法律进行监督审查。也就是说人大在这方面只能无作为。那为什么不让司法机关来有所作为，来填补这个空白呢？而且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扩大解释，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为有违宪审查权，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对国家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及其行为的内容的合法与合宪性”。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可以对其立法行为及其内容进行监督审查了。李慧娟法官宣布与国家法相冲突的某个地方法条无效，并没有越权。何况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法官基于自己对法条的理解进行的判断。这是法官的一项权力，错在哪里呢？
（三）面对法律冲突，在省人大又不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法官又不能拒绝受理的情况下，法官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绕道而行对法律冲突视而不见，对双方当事人争论的焦点充耳不闻，也不对适用的法律进行任何解释，随便拣一个用。这时她又有两个选择，（1）适用地方法规。这样对法官也许还可以带来某些利益（地方法官与地方人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适用国家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第二，裁决案件中止审理，在裁决中阐述理由，依照法定程序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第三，像李慧娟法官一样大胆的在判决书上公开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
第一种方法要么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要么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第二种方法无疑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办案的效率。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个月才开一次会，一次会5-7天，有大量的问题要讨论解决。等到裁决下来案卷上的灰尘不知有多厚了，对当事人已毫无意义了。不过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他们认为牺牲效率来维护法律的统一与严肃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光是这样成效有多大？即使是孙志刚事件这么严重的案子反映出的明显法律冲突，法院都不敢说话，最后还是几位学者提出要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其影响仍是如此的有限。现在，法律冲突的案子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已到了只要对法律有所接触的人都能列举一二的程度。李慧娟法官的做法首先是在形式上维护了法律的统一，在客观上引起了社会反响，使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必将推动立法，她的强烈也没有错。
最后，我想谈一下的进步。所以从客观影响来看从这个事件中所想到的一些需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的地 引子：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女法官李慧娟在判决书上宣布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某一条款与上位法冲突而自然无效，省人大主任会议作出要求地方人大对李慧娟法官免职的严肃处理的宣告。这一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有四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效力，贺卫方，蔡定剑，董?等著名教授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评论。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法律信仰，追求公正，公平法律的本科大学生，这起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对李慧娟事件的宪法思考
李慧娟事件首先让我想起了我国的法治状况，它折射出了我国整个法治建设中的很多问题。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是轰轰烈烈，锣鼓震天。可究竟法治是什么，我们离法治还有多远？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其它任何法律，法令不得与之抵触，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人都必须以之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四）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受法律的制约。（五）司法独立。
下面我将针对李慧娟事件，从法治的几个基本内容分析一下其所反映出来的宪法问题和提出我的建议。
一.从人大行为上分析
根据宪法第99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立法法》规定，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在《种子法》于2000年12月1日施行后，依照法律和《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应属无效，省人大应当及时的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在这点上省人大不作为，当法官提出法律冲突后省人大依然不作为，没有对自己的法律合法性进行审查，事后却分别向省高级法院和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上述“通报”，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通报洛阳市有关单位”。这是否太专制，太霸道不合情理呢？对人大的不作为是否也应给予处分呢？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什么人大有如此特权？
其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24次主任会议认为，洛阳中院的行为，“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而要求对洛阳中院进行严肃处理，对李慧娟法官进行严肃处理。是否也越权了呢？第一，从资格和程序上看，根据法律精神，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不是人大的一个权力机构，它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指令。而且，要作出决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赵、李二人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第二，从人大监督的内容上看，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其监督。人大对法院有当然的监督权，但同时，宪法也规定了法官有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也就是说，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保持在对审判权监督的范围之外，如法官的贪污受贿，怠工渎职等行为。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会形同虚设，更别谈司法独立，法治建设了。
二 从李慧娟法官的行为分析
这个事件发生后，有很多人指责李慧娟法官越权，也有很多人从我国的现行体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为她辩护同情她。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错了越权了。我个人认为李慧娟法官是对的，理由如下：
（一）根据我国 《立法法》规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否则无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强调要在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加强裁决文书的说理，以保证判决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审判的质量。法官对其所依据的 法律应做公开解释。宪法第5条规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1. 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统一又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律统一，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准则下，法官在选择法律时才不会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过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这个案件双方争执的焦点，也就是《种子法》和《条例》到底该用哪一个，这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说明《条例》的有关条款因为与上位法相抵触而自然无效。她这样做不仅充分说明了判决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何错之有呢？她积极的根据立法精神判案，违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学者教授都在呼唤违宪制度的建立。其实我国早已有了这个制度，只是不够完善，审查范围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主体又不作为，因而影响不大。依据1982年宪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我国建立了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监督审查。２.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它本身又担负着沉重的立法任务，且违宪审查的专业性很强，工作量又大，人大没有能力，精力和时间去对所有的法律进行监督审查。也就是说人大在这方面只能无作为。那为什么不让司法机关来有所作为，来填补这个空白呢？而且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扩大解释，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为有违宪审查权，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对国家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与合宪性”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机关的行为及其行为的内容的合法与合宪性”。权力机关也是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当然可以对其立法行为及其内容进行监督审查了。李慧娟法官宣布与国家法相冲突的某个地方法条无效，并没有越权。何况完全可以理解为是法官基于自己对法条的理解进行的判断。这是法官的一项权力，错在哪里呢？
（三）面对法律冲突，在省人大又不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法官又不能拒绝受理的情况下，法官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绕道而行对法律冲突视而不见，对双方当事人争论的焦点充耳不闻，也不对适用的法律进行任何解释，随便拣一个用。这时她又有两个选择，（1）适用地方法规。这样对法官也许还可以带来某些利益（地方法官与地方人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适用国家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第二，裁决案件中止审理，在裁决中阐述理由，依照法定程序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第三，像李慧娟法官一样大胆的在判决书上公开阐述适用法律的理由。
第一种方法要么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要么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第二种方法无疑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办案的效率。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个月才开一次会，一次会5-7天，有大量的问题要讨论解决。等到裁决下来案卷上的灰尘不知有多厚了，对当事人已毫无意义了。不过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他们认为牺牲效率来维护法律的统一与严肃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光是这样成效有多大？即使是孙志刚事件这么严重的案子反映出的明显法律冲突，法院都不敢说话，最后还是几位学者提出要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其影响仍是如此的有限。现在，法律冲突的案子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已到了只要对法律有所接触的人都能列举一二的程度。李慧娟法官的做法首先是在形式上维护了法律的统一，在客观上引起了社会反响，使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必将推动立法，她的强烈也没有错。
最后，我想谈一下的进步。所以从客观影响来看从这个事件中所想到的一些需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的地方。
第一，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在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缺陷，使得其名存实亡。对于这一点，很多学者专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个人比较同意把违宪审查权给司法机关。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立专门进行违宪审查的法院，因为法院的专业化水平比较高，专事专办且有程序保证，可以有效的保障审查的质量。其次，又可避免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因为法院必须依法律办事。
第二，调整人大的权力。一方面，对那些对其权力机关性质影响不大，而通过一定的改革后仍很难或无能行使的权力应下放给司法和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因为我国目前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最弱小，而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对于它的性质和保障其权力有效行使的权力，如立法权，监督权等要切实有效的行使。对过去不能行使而被其他机关行使，现在或将来通过一定的改革后有能力行使的，要收回，如财政权等。
第三，改革法官任免体制。法官任免的地方化必然导致法官的地方化，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法官独立的实现。既然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司法人员，法官的任免制度完全可以仿效检察官的任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官由院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阵优同级人大任免，并须报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其他组成人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这样既可以照顾人大的监督权，又使得人大对法院法官的影响有限，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
张小玲
2003年11月22日于中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