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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1991年1月26日，最高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惩罚和教育少年罪犯，保障无罪的少年不受刑事追究，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刑事审判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审判少年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审判少年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少年法庭（即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有条件的也可以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指导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
第四条 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审判第二审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由审判员组成。
少年法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知识面广、政治和业务素质好、熟悉少年特点、善于做失足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
少年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少年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担任；也可以特别邀请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教师、干部或者离退休人员等担任。
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中应当有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
第五条 少年法庭应当根据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审判的方式、方法上，注重疏导，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准确、及时、合法地查明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并且帮助少年被告人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第六条 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
(一)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岁的；
(二)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犯罪时不满十八岁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二分之一以上的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岁的。
其他涉及少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受理，由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庭庭长决定。对少年被告人的审判均应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共同办理好少年刑事案件。
第八条 人民法院要取得工会、妇联、共青团、少年保护组织、教育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以共同做好少年被告人的教育和挽救工作。
第九条 对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的少年被告人一律不公开审理。
对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被告人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必须公开审理的，应当经过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庭庭长批准，并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不公开审理的少年刑事案件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被告人的影像。
少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审判工作和教育、感化少年被告人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者邀请到庭，但不得向外界传播或者提供案件审理情况。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证少年被告人获得辩护。
少年法庭应当告知少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除被告人自己辩护外，还可以委托辩护人为他辩护。
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少年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

第二章 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第十一条 少年法庭对提起公诉的少年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且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少年法庭也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
决定开庭审判后，审判长应当主动与公诉人联系，了解少年被告人的性格、心理状态和在侦查、起诉过程中的表现。
第十二条 开庭审判前，审判人员应当认真阅卷，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家访，了解少年被告人的出生日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审查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动机。
第十三条 少年法庭可以借助家庭和社会的力量，采取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十四条 少年法庭向少年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向被告人讲明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讲解有关政策；并指明在接受审判时，应当实事求是地回答法庭的讯问。
第十五条 在开庭审判前，应当了解少年被告人对被指控罪行的认识和意见。
第十六条 少年法庭应当针对少年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
第十七条 对于少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提出的新的事实和证据，人民法院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少年法庭也可以自行调查，收集和调取证据，重新进行勘验和鉴定。
第十八条 少年法庭在向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在开庭审判中的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
第十九条 在开庭审判前，少年法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安排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与少年被告人见面。审判人员应当在场.
第二十条 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少年被告人的成长有不良影响或者教育不当的，审判人员应当促使其进行自我教育。
少年法庭应当告知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推卸责任，也不得干扰审判。
第二十一条 少年法庭应当为辩护律师提供阅卷的便利和会见少年被告人的时间。审判人员还可以向辩护人介绍审判少年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少年法庭审判前所做的工作和活动情形，应当记录存卷。

第三章 审 判
第二十三条 少年法庭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设置座位。
第二十四条 少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回答问题。
在法庭上不得对少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司法警察可以不站庭，但应当入庭维持秩序。
第二十五条 少年法庭应当详细告知少年被告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发问、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并确保其行使上述权利。
第二十六条 开庭前，少年法庭应当通知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法定代理人到庭妨碍、干扰少年被告人正常回答和陈述时，审判长可以制止或者令其退庭。对法定代理人不适宜出庭的，少年法庭可以更换其他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出庭。
法定代理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在少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经审判长许可，法定代理人还可以发言。
第二十七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根据少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注意和缓法庭气氛，做到因案审理，因人施教。审判人员的态度既要平缓又不失严肃，用语既要准确又通俗易懂，既要注重疏导又要防止诱供。
第二十八条 法庭调查时，要仔细核实少年被告人在案件发生时的年龄。在查明案件事实和核实证据的同时，还应当查明作案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第二十九条 在庭审过程中，不得对少年被告人进行训斥、讽刺和威胁。如有发生，法庭应当立即制止。
第三十条 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后，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可以进行庭审教育，公诉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围绕下列内容进行发言：
(一)教育少年被告人正确对待审判；
(二)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和应受的刑罚处罚；
(三)分析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第三十一条 休庭时，可以允许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等会见少年被告人，并且对其进行教育。审判人员或者司法警察应当在场．
第三十二条 对不满十八岁的被告人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召开群众大会。
在群众大会上宣告判决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有不满十八岁的被告人时，该被告人不得出场．
第三十三条 宣告判决时，应当向少年被告人说明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判处的刑罚，以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宣告无罪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对于被判处管制或者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要具体讲解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 宣告有罪判决时，应当对少年被告人进行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悔过自新的教育。
第三十五条 宣告判决时，应当通知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并向法定代理人送达判决书副本。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少年法庭应当讲明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应当明确告知少年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
上诉期间，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法均享有上诉权；被告人已满十八岁的，他的原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或者其他近亲属要求上诉的，必须征得被告人的同意。
第三十七条 决定开庭审判的上诉和抗诉案件，参照上述规定进行。
第三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或者改变原审判决、裁定的，应当向上诉人讲明维持或者改判的理由和根据。
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少年被告人有罪时，应当继续向少年被告人做好教育工作，巩固、扩大办案效果。
第三十九条 判决宣告少年被告人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以及判处拘役宣告缓刑和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
第四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少年刑事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除依法核实事实和证据外，必须核实少年被告人的年龄。
第四十一条 少年法庭应当告知少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终审判决、裁定有提出申诉的权利。

第四章 执 行
第四十二条 对于被收监服刑的少年罪犯，少年法庭要认真、详细地填写结案登记表，连同生效的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
第四十三条 对于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少年罪犯，人民法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同其原所在学校、单位、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监护人等共同制定帮教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回访考察。
第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少年管教所建立联系，了解少年罪犯的改造情况，协助少年管教所做好帮教、改造工作。
人民法院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正在服刑的少年罪犯进行回访考察。
第四十五条 对于执行机关依法提出给少年罪犯减刑或者假释的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审核、裁定。人民法院对少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第四十六条 对于在押的少年罪犯及其家属提出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对于少年刑事申诉案件久拖不结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办理并且报告结果。
第四十七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少年罪犯具备就学或者就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就其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并且附送必要的材料。
第四十八条 少年法庭应当敦促被收监服刑的少年罪犯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时探视，使少年罪犯重新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增强改造的信心。
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少年罪犯，少年法庭应适时走访少年罪犯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了解他们对少年罪犯的管理和教育情况，引导他们正确地承担管教责任，做到不溺爱、不歧视，为少年罪犯重新做人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少年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查询和摘录,不得公开和传播。
第五十条 本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自1991年2月1日起试行。


封建父权维系千年的原因之探微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
丘云卿

一、读书：关于父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蕴涵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深刻的理解。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是以瞿老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论述父权，颇含深意。
瞿老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1]
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体现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举一二：
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说得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杀生大权。昔日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堪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4]
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5]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6]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此外封建家长还牢牢掌控着其他“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7]可见封建父权不能不谓其至高无上程度已达极致。

二、断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千年？

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8]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父权最终归于消灭，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
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封建社会结构可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建立在这两大阶级的不断斗争的语境之中。因而维持封建统治的关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把农民阶级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或开明或暴虐，统治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政策是历朝历代始终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其总的方针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民。具体体现：一是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9]二是禁止商人为官，“贾人不得为吏，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0]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达数千年之久？如果不明白封建社会存在于什么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理解为何封建统治者对重农抑商政策是如此偏爱的。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给自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体制下，农民阶级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农民阶级全部农耕活动的收入仅仅足够自给自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掩盖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需求上才能进一步参与政治、宗教、文化活动。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日劳夜作所得只能“自给自足”以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在政治毫无地位，所以地主阶级得以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在政治上压迫农民。这是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封建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重农”的重要——《商君书•农战》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实行重农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黎民不饥不寒”。[11]这和父权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其基本以放牧、打猎为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在游牧民族里，权威的形成往往更大程度上凭借个体强悍勇猛的表现。中华民族大多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农业生产活动是较为稳定的生产活动，生产周期较长，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一方面，农耕活动的体力劳动性使男子既是劳动的主力，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者，这使男子在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农耕家族中的子女因为年幼、毫无经济地位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长。另外在宗法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权的权威。
解决了为何“重农”的问题，剖析统治者进行“抑商”的理由及其与父权的关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商品交换是作为动词的“商”的题中之意。“商”即商业的发展要求要有商品经济的环境，或者说“商”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2]它拒绝特权，拒绝身份。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显然这与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严重冲突的——如果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权利，那么首先父权的权威受到挑战，进而危及君权地位。这显然是统治者坚决不能容忍的。另外，商业的发展会导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同乐”，[13]这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14]是以历朝封建统治者坚决“抑商”以维护父权权威，保障君权地位。
因此，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维护自然经济基础是维系封建社会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一言而蔽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会及父权得以维系千年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也是父权建立与维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而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为“礼治”，讲究“亲亲、尊尊”。“尊尊”维护君权之神圣，“亲亲”标榜父权的地位。儒家宣扬“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5]教导人们“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即于家要严守父子之礼，不得僭越伦常而触犯父权；于国要谨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损君威而冒犯天颜。在“礼治”的旗号下，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具体施行时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举“孝悌”为官，以示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条”，处罚极重，彰显孝道威严——《孝经》云：“五兴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齐、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进行严厉处罚。可谓做到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这样一来，在“孝道”的赏罚齐下之下，父权屹立千年而不倒。何谓“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义外，在封建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逆来顺受。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挑战父权的权威？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奥妙在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为父权的产生与维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儒家礼治尤其是孝道思想为父权的维系提供广泛的精神支柱，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广泛的精神引导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屹立千年。

三、回味：父权权威的背后

揭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面纱，笔者得以更深层次体会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的森严。复读瞿老著作中关于父权的章节，笔者品味到了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后面所含较为深层的韵味。
父权何以包含杀生大权？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国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为民父母，为天下王”，[16]皇帝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家长”，父权包含杀生大权实乃君权至上在家族中的体现。因此难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权何以包含绝对的财产权？在于绝对财产权是父权得以实现之物质基础。家长凭什么得以支配“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光靠传统赋予的家长精神上的权威地位是不够的，物质上的原因在于，家长拥有家族全部的财产，妻妾子女等的衣、食、住、行莫不受制于家长。试问，如果妻妾子女个个拥有独立财产，家长还能拿什么对妻妾子女为所欲为？
父权何以神圣不可侵犯？在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可侵犯。礼义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工具，侵犯父权是对礼义的严重破坏。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破坏礼义更是导致天下大乱，故国法难容。

四、后语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笔者初读此书，仅对关于父权之章节进行研读，就深深体会到瞿老见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时更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灿烂，笔者对封建父权的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时日反复研读此书不可。


作者信息：丘云卿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界定父权的内涵后，或许把父权称之为“家长权”更为恰切。因为在一些父亲已逝母亲尚在的家庭里，母亲基于“父之妻”的身份而成为家长，实际上取得了父权的所有权能。此亦封建身份等级社会之又一体现。

[3]虽然随着法律的发展父权的杀生大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杀生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权杀生大权的灭失：子孙违犯教令（通常是不听训责、顶嘴反骂之类细微琐事），父母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无罪；非理殴杀（指自然扑责以外的残忍虐待的杀害，如勒毙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轻”，“明、清时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另外，父母对子女具有无需举证的控告权：“父母控告，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为名要求处死子女，官府无不照办。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父权杀生大权的限制只是具体杀生执行者的变更罢了。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