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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利藤业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市分公司
地震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析
黄奕新

一、案情

原告漳市华利藤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利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市分公司(下称保险公司)
案由：地震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
华利公司于1997年6月13日起连续2年向保险公司投保厂房等财产的综合险及附加地震损失险、利润损失险。1999年6月13日，华利公司又向保险公司继续投保上述保险，并按约定交纳全部保险费，保险公司也签发了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保险单上载明：由保险公司承保华利公司下列财产的综合险：（1）厂房、机器设备，保险金额（下称保额）90万美元；（2）流动资产及样品，保额25万美元；（3）食堂厨房用品，保额30万美元；（4）宿舍家俱生活用品，保额26万美元，上述财产综合险保额合计170万美元，均以估价价值投保，保险费率（下称费率）均为1.6%%，保险费（下称保费）合计2720美元。此外，还有附加险：（1）地震损失险，以主险保额100%的价值投保，保额170万美元，费率0.6%%，保费1020美元；（2）利润损失险，以估价价值投保，保额48.31万美元，费率2%%，保费966.20美元。以上各项主附险保费合计4706.20美元。保险责任期限自1996年6月14日零时起至2000年6月13日24时止。保险单特别约定，如果发生属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时，固定资产的损失以合法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评定，计算损失以保额为准等。保险单背面所印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约定：固定资产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按照帐面原值或原值加成数确定，也可按照当时重置价值或其他方式确定。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保险单未粘贴附加险条款，除在保险单正面载明上述有关以主险保额100%的价值投保，保额170万美元，保险费率0.6%%，保险费1020美元等的内容外，也未对地震损失险约定其他任何专门的条款。
同年9年21日，台湾地区发生里氏7.6级地震，波及大陆东南沿海，地震后，华利公司的厂房出现了楼板与墙体开裂、倾斜等现象。9月30日，华利公司向漳市地震局报告遭受破坏，当天地震局派员现场调查，发现厂房以旧裂缝(裂缝发黑)为主，在裂缝的两端有新的小裂缝的痕迹，地震局并就此出具调查报告。该地震经漳市地震局测定为四度至四度强，个别场地条件较差的为五度，而华利公司厂房所在地的海龙市九湖镇的烈度为四度。华利公司的厂房经海龙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鉴定为危房。海龙市建设委员会批复给九湖镇政府，要求拆除，消除隐患。
事后，华利公司多次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地震烈度未达六度不属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赔。华利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以厂房原评估重置价850元/ m2的90%的标准，赔偿其厂房的财产损失3517906元，折合美元42万元。
经查，华利公司厂房于1995年3月建成，海龙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检验合格，华利公司持有房屋产权证。1999年6月13日投保时，该楼经保险公司审查承保，并未发现有倾斜、开裂等现象，也未提出任何整改要求。但保险公司主张华利公司厂房初建于1991年，施工中未实施质量监督，也未见有工程验收，1994年由原来二层扩建为五层时(部分为六层)，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系违章建筑，但未提供证据。诉讼中，保险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就地震与厂房倾斜、开裂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不能按照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要求提供鉴定所需资料，鉴定最后没有进行。二审法院于2001年4月3日通知华利公司在10日内提供投保厂房有关基建档案资料并预交鉴定费，以便对厂房损害的原因进行鉴定，但华利公司未提供和预交，鉴定最终也未进行。
《中国地震烈度表》(GB/T　17742－1999)表明，烈度为四度的地震对房屋震害现象为门窗作响，五度的为抹灰出现细微裂缝，六度的为墙体出现裂缝，七度的为局部开裂。
诉讼中，漳市天正资产委托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对华利公司的厂房进行鉴定，以重置价887.5元/ m2、、面积4619.77m2计算，评定该厂房重置全价为4100045元。

二、审判

海龙市法院一审认为，原告与被告订立的财产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在被告承保期限内，原告投保的厂房因地震影响致倾斜、开裂等后果，有关部门评定为危房，应予拆除重建，被告有责任有义务按合同约定理赔。因此，原告请求根据合同约定以保额为准赔偿损失，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告以原评估重置价850元/ m2的90%的标准，计算厂房的财产损失3517906元，折合美元42万元，低于评估重置价标准，可以采纳。被告辩称原告的厂房属危房，其损失与地震无因果关系，未能举证、不予采纳，被告以“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为根据拒付赔偿金，因该条款未在合同中载明，被告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故应按保单上载明的地震损失险认定，被告的拒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为此，海龙市法院于2001年1月18日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应偿付原告华利公司保险赔偿金42万美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以下简称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不服上诉。
漳市中级法院二审认为，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华利公司主张投保的厂房因地震影响导致倾斜、开裂的损害后果，要求上诉人按约以地震损失险支付赔偿金，因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厂房的倾斜、开裂与地震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又未按该院的要求提供进行鉴定所需的投保厂房的有关资料和预交鉴定费。因此，被上诉人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投保的厂房因地震影响致倾斜、开裂，该认定缺乏依据，应予纠正。上诉人提出的因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其厂房的损害与地震存在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不负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据此，二审法院于2001年8月2日判决：撤销海龙市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华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华利公司也不服，申请再审。漳市中级法院经审查，于2003年6月11日裁定再审。
漳市中级法院再审认为，原二审上诉人保险公司签发给原审被上诉人华利公司的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载明：华利公司为其厂房等投保的财产附加险之一为“地震损失险”，华利公司并为此交纳了保费1020美元。1999年9月21日，台湾地区发生地震并波及海龙市后，华利公司投保的厂房出现了楼板与墙体开裂、倾斜等现象，经鉴定评定为危房，并经政府部门决定拆除重建。保险公司提出投保的厂房不是合法、合格的建筑物问题，经查，该问题属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务，而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应解决的问题；且保险公司审查承保时，并未提出承保标的物有倾斜、开裂等质量问题，亦无提出整改要求；地震发生后，保险公司持漳市地震局的调查报告等证据，主张该厂房损坏并非地震所致。经查，厂房损坏并非地震所致而是其他何因造成的证明责任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现有的证据不足。保险公司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可免责，也无证据证明华利公司的投保请求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因此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理赔义务。据此，漳市中级法院于2003年12月29日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原二审判决，维持海龙市法院原一审判决（以下简称再审判决）。
保险公司仍不服，向当地省检察院申请抗诉。省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漳市中级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省高级法院遂裁定提审，现尚在审理之中。

三、评析

本案双方争议和法庭审理的焦点都在保险标的厂房倾斜、开裂的原因的查明上。事实虽然清楚问题虽然集中，但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三级法院和省检察院对此观点不一，裁判迥异，足见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尝试着对此作一分析。
被告保险公司签发给原告华利公司的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单载明：原告华利公司为其厂房等投保的财产附加险之一为“地震损失险”，并约定以主险保额100%的价值投保，保额170万美元，费率0.6%%，保费1020美元。这一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范，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华利公司并已为此交纳了保费1020美元。至此，原告华利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地震损失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
被告援引“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进行抗辩，认为地震烈度未达六度不属保险责任范围。据笔者向保险业从业人员了解，双方签订合同时，甚至迄今为止，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办的有关地震的险种并无所谓“地震损失险”，仅有“附加破坏性地震保险”一种。而附加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规定：保险责任为“直接因破坏性地震(由国家地震部门最终测定的里氏震级在4.7级及其以上且烈度达六度以上的地震)震动或地震引起的海啸、火灾、爆炸及滑坡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金额“按财产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并在保险单上注明”。赔偿处理“以投保附加地震险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其赔偿金额不超过附加破坏性地震保险金额为限”。免赔率“5%－20%”。“被保险人要主动提供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设防达标证明和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及主要原材料工艺质量证明”。如果原告华利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订立的该地震损失险即指破坏性地震险，被告保险公司的抗辩，自当成立。
但经查，本案保险单明确用词是“地震损失险”而非“破坏性地震险”，且未粘贴该附加险条款(笔者窃以为，这可能是保险公司雇员疏忽所致)。保险单正面除载明上述有关以主险保额100%的价值投保，保额170万美元，保险费率0.6%%，保险费1020美元等的内容外，未对地震损失险约定其他任何专门的条款。甚至，保险单下面的记载也与上述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也不同，一是未约定免赔率（附加地震险必须约定免赔率），二是约定的保费费率超出该条款规定的幅度范围。（如果适用该条款规定，本案附加地震险保险费率应当为0.32%%－0.48%%，而本案约定却是为0.5%%）被告保险公司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采取其他合理方式将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送达原告华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疑义解释原则，被告保险公司自身的疏忽导致合同约定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保险公司自身承受，这也有利于促使保险人加强自身的管理。故本案应按保单上载明的地震损失险认定，不适用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被告保险公司抗辩不成立。
合同生效后，1999年9月21日，台湾地区发生地震并波及海龙市后，华利公司投保的厂房出现了楼板与墙体开裂、倾斜等现象，经鉴定评定为危房，并经政府部门决定拆除重建。至此，保险合同约定的损害结果和承保危险（地震），均已出现。但保险公司提出保险标的厂房自身存在缺陷（准确地讲，应是指抗震方面的缺陷，以下简称自身缺陷）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漳市中级法院再审中认为，“该问题属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务，而不是本案合同纠纷应解决的问题”。其大概是认为，这一问题是属于建筑行政法上违法建筑应否承担行政责任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合同关系虽然独立于行政关系，合同责任虽然独立于行政责任，但在本案中，如果保险标的厂房存在自身缺陷，进而成立保险事故的原因危险，则可能影响到保险责任的承担，故再审判决的这一认识，有失偏颇。
为便于讨论，先假定本案保险标的厂房确实存在自身缺陷，那么地震和自身缺陷均构成本案保险事故的原因危险，孰属近因呢？所谓近因，这是保险法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简言之，即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而相应地，近因原则即指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在认定多个原因孰为近因时，首先是涉及到多个原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说认为可分为“多因连续发生”、“多因间断发生”、“多因并存发生”三种情形。在此基础上，近因原则的适用，还涉及到如何认定原因危险与损害结果之间、多个原因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复杂问题。对此，读者可参阅拙文《论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此不赘述。
对此，我们应用近因原则分析本案。地震属于纯正的不可抗自然力，厂房即使自身存在再大的缺陷，也不可能会引起地震，换言之，缺陷与地震之间本身不存在继起的因果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排除了“多因连续发生”这种情形。本案地震经漳市地震局测定为四度至四度强，个别场地条件较差的为五度，而保险标的厂房所在地的海龙市九湖镇的烈度为四度。《中国地震烈度表》(GB/T　17742－1999)表明，烈度为四度的地震对房屋震害现象为门窗作响，五度的为抹灰出现细微裂缝，六度的为墙体出现裂缝，七度的为局部开裂。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本案地震是不可能单独造成本案损害结果的。9月30日，原告华利公司向漳市地震局报告遭受破坏，当天地震局派员现场调查，发现厂房以旧裂缝(裂缝发黑)为主，在裂缝的两端有新的小裂缝的痕迹，地震局并就此出具调查报告，这进一步印证了地震不是造成厂房损害结果的单独原因。换言之，作为后因的地震，虽然介入了作为前因的缺陷，但其并没有打断前因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独立地对损害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又进一步排除了“多因间断发生”这种情形。可见，假定本案保险标的厂房确实存在自身缺陷，那么厂房自身缺陷与地震一起构成的厂房倾斜、开裂损害结果的原因危险，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两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各自也均无法独立导致损害结果，正属于“同时发生”多因情形。故厂房缺陷危险与地震危险均是本案保险事故的近因。
由于本案厂房自身缺陷是地震险非承保危险，接下来，应当对厂房自身缺陷和地震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进行鉴定评估，如果可以区分，则被告保险公司只负责由地震所造成的损失部分。如不可分，还要考查该自身缺陷是属保险单未提及的危险还是属明确除外危险。应当指出，地震险条款，如经保险监管部门批准发布的“破坏性地震保险条款”，通常只是从正面规定保险责任，即“直接”因地震震动或地震引起的海啸、火灾、爆炸及滑坡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这样的表述，能否推出本案厂房自身缺陷是保险单未提及的危险还是明确除外危险呢？恐怕还是存在争议。故笔者认为，本案最好由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责任分配比例，如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结合厂房自身缺陷作用力的大小，原告华利公司承担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以及华利公司在订立和履行合同中的诚信程度等，基于公平正义观念和政策进行分析，最后确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合理责任份额。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本文人名、地名、文书字号稍作技术处理。


　　善意取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权利冲突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新冲突。当在同一物上存在两个以上的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民事主体时，各善意第三人均以善意取得为由要求确认自己对该物的所有权，由此产生善意第三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情况，即称为善意对抗。其中的“取得”并非仅指现实占有，而是包函获得物之所有权和现实占有两种情形。

　　一、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对抗

　　案例一：甲、乙系夫妻关系，共有一电动车。某日，甲擅自将车卖与丙，约定丙先付价款取得该车，丈夫甲再用五日，丙五日后来取车。与此同时，妻子乙将该车卖与丁，条件同上。五日后，丙、丁同时来取车，发生纠纷，丙、丁均不愿接受退款，都主张对该车的所有权。

　　占有改定的情形下，该车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但该车仍为原所有人占有，在此前提下产生了两个“善意取得”人，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呢？当三方协商不成时，现实中，也许随便把车判给一方，其他人的损失由过错方承担，这样的处理无疑是很简洁明了的了。但是我们能否站在各方独自的立场想一想，确定一个能够引起各方“共鸣”的解决方案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令过错的一方（甲和乙）逐渐提高对放弃主张善意取得的一方（丙或丁）的赔偿额度，直至其中一方接受赔偿，放弃主张善意取得。这样未取得该车的一方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和不满，而负责赔偿的出让方（甲和乙）则是咎由自取，不能有什么怨言。

　　然而当上述所有权转移时间不一致时，就有点小麻烦了。如果乙与丁之间的买卖发生在甲与丙买卖之后，那么当丙、丁同时来取车时，会不会产生善意对抗呢？不会，因为善意是相对而言的，丁可以凭借自己相对丙的善意第三人身份取得该车的所有权。他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1.在乙将该车卖与丁时，该车已经归丙所有，而乙是基于丙的意志占有该车，而且将车卖与丁是无权处分,2.受让人丁不知也不应知乙无权处分该车，一直是善意的。同时,丙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交与甲和乙占有，应该意识到该车有被甲无权处分、被盗\被毁等风险。故丁相对丙善意取得该电动车。再假定，丙在丁之前先行占有了该车，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了：继丁成为丙的相对善意人后，丙又成为丁的相对善意人。因为:1.在丙现实占有该车之前，丁已经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且甲是基于丁的意志占有该车,2.受让人丙不知该车为丁所有、甲是无权处分，一直处于善意第三人的状态。同时,丁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交与甲和乙占有，应该意识到该车有被甲、乙无权处分、被盗被毁等风险。

　　二、所有权保留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对抗

　　所有权保留情形下的现实占有标的的善意第三人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形式上拥有标的所有权的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如何平衡和确认呢？这就需要对各权利加以限制。对权利的外在限制，不仅仅是出于维护空泛的“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功利考虑，更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权利和扩大权利的范围。

　　假设在案例一中，乙将电动车卖与丁，丁现实占有了该车，但须付清价款后方取得所有权,丙知此事后要求法院确认乙与丁的买卖无效，而丁主张自己是现实占有人，而且有能力也愿意将价款付清。法律应该维护丁对该车的占有权，进而维护其所有权。其一，无论乙、丁之间的买卖行为是否在甲、丙买卖行为之后，丁总是丙的相对善意人。其二，丁对该车的现实占有已经产生了公信力，在高效的经济生活中，很可能因为丁对该车的现实占有发生另一个“善意取得”的情况，引起基于丁的现实占有而出现的善意第三人与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第三人丙之间的权利冲突，造成不必要的纠纷，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有悖民法的价值追求。

　　总之，在出现善意对抗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善意取得的本质要求，选择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静态和动态财产关系的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大可能地维护不特定当事人的——社会大众的利益，通过限制一定的权利而获得更多更重要的权利。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